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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明末时,新大陆的食物广为人知,并至少在一些地区成了救荒作物。经由西班牙人和葡萄牙人的介绍,这些作物最初是由归国华商自马尼拉传入的。澳门则是另一个重要的输入港口。某些植物似乎是从印度翻山越岭而来(源自果阿和别处的葡萄牙人),但这条路线可能在清朝以前并不活跃。甘薯几乎从一开始就是最重要的舶来品,似乎在16世纪后半叶传入中国,至1594年已广为人知,当时福建的一位地方官呼吁种植以防饥馑。它们来自马尼拉,是由西班牙人从墨西哥带到那里去的;那瓦特语(阿兹特克)称之为camotl,仍保留于菲律宾的各种语言中。在中国,它们被取名为“金薯”、“白薯”,或“番薯”,番薯之名如今在南方最为通行(雅称则为“甘薯”)。它们也可能经由陆路从印度传至云南,因为该省的著作提到了“红薯”或“红芋”。但红薯按常规应归入红薯蓣(dioseorea品种,含有花青色素,与被称为“山药”的中国本国产薯蓣不同),而非甘薯。

    花生最初出自1538年左右苏州的两条原始资料。玉米的首次确切记载是在1555年,出自河南;最初应该在中国其他地区引种(何炳棣,1955年)。在那之前,玉米可能是以适合各种谷物的通用名而被断断续续地引用。玉米肯定是经海路而来,同时也可能取陆路从云南入境。在前哥伦布时代,玉米在中国并不为人所知,但欧洲人一到远东,无疑就被引进了;葡萄牙人发现,玉米在热带条件下比其他任何农作物都长得更好,所以他们到处种植,而且经常当其刚刚首航到某一地区时就这样做。由于产量高,甚至在丘陵和贫瘠土壤中也易于生长,玉米迅速地传播开来。

    烟草(可能还有若干小宗食物性作物)也大约值此期间随伊比利亚人一起进入中国。几种农作物在华南根据名称辨识出来,这种名称是将形容词“番”与长期确定的本土作物名称连在一起[西方人至今有时仍被辱称为“番鬼佬”(barbarianghostfellow),不经意就译成(fndevil)]。于是,tomato叫做番茄;guava叫做番石榴;papaya叫做番木瓜(虽然今天“番”字已被羞赧地去掉了);jicama或yam-bean叫做番葛。这些农作物全都从新大陆传入;全都是由伊比利亚人收集并广泛传播的典型拉美植物;其中有些食物,讲英语的民族并不食用。相比之下,标准的欧洲农作物和此后舶来的新大陆农作物名称则含蓄一些,如“西”(western)、“洋”(o),或“西洋”(westerno)。所有被冠以“番”字的植物极可能是在明末前被引进的。红番椒肯定与之同来,广泛流行于南亚和东亚的大部分地区,这表明引进既早,传播又快。在中国,红番椒仅在湘菜地区才真正流行,但却闻名和应用于全国。

    到明朝末年,新大陆的食物性作物甚至在中国的极偏远处也很重要了。徐霞客这位晚明的坚忍不拔的旅行家发现,偏僻的华南内

    (本章未完,请翻页)地山区的瑶族也大量依靠马铃薯和甘薯生活。(徐霞客,1974年)。

    其他新的农作物屈指可数,因为中国已经拥有亚洲其余地区可以提供的大部分农作物。棉花种植极大地扩展了,而土生的乌桕也许刚被栽种,因为明以前的原始资料中未曾提及过。(袁青,1978年),但这些农作物中无一是食物性作物。作物比例的变化更重要:稻谷的地位进一步加强,它作为中国的重大主食而举足轻重,一如现在。同时,小麦在南方普及开来,而面粉成为日趋重要的食物。罗斯基(1972年)发现,福建的穷人买不起米,转而将面制品作为主食。面粉大概是制成面条以供食用,福建人不论贫富均把它当成主食。

    糖经历了一场革命,始于宋朝,完成于明朝,当时新的加工技术导致了播种区的极大扩展。到明末时,中国的食物大致就类似现在这个样子了。稻子约占谷物的70%,其余大部分为小麦(宋应星,1966年)。糖、油和茶地位重要,大致与现在相差无几(尽管并不相等)。水果、蔬菜等的多样化及专业化的种植广泛传播开来,它们多在拥有良田和交通便利的地区,尤其是长江流域流行,南方河谷地区也越来越多。产量在南方为每亩约2担,而在最丰饶的土地上则达每亩3—4担,折合为每亩1,600—3,200磅左右。

    明朝农夫的勤劳令人难以置信,与此相应,其知识之广也令人惊叹。用榨油枯饼给稻子施肥,芸苔子为上,大眼桐次之,樟、桕、棉花又次之;惟当人们有大量土地时养牛才合算,水牛畜养更费心计,不过劳作也更卖力。豆应该种在已刈的稻茬中,因为稻茬凝聚露水以滋豆;凡种豆类作物的田地,应该浅耕而不宜深入;压在桑叶下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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