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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震汉南”大战略，但惧于瑞王兵威。只好在汉阴周边活动。
在这里，书生想说一句话，传统历史教材受阶级斗争学说的影响，常把明朝民变美化成农民大起义，起因是自然灾害和统治阶级的残酷压迫。这一观点对于民变主体和起因的表述并不准确，关于民变主体，组织者和骨干力量并非普通农民，而是逃兵，民变的首领大多有军事背景，其中王嘉胤是长城边的定边营逃卒、王左挂、张献忠是延绥逃卒、神一元是辽阳逃卒、李自成是驿卒。逃兵又分为土寇（地方驻军）和边贼（长城沿边军镇士兵）。
他们的关系是：“边贼倚土寇为向导，土寇倚边贼为羽翼”。逃兵狡黠凶悍，具有一定的军事素质、较强的生存能力和组织能力，这些特点使明末的变乱从一开始就呈现出范围广、发展快、战斗力强、难以扑灭的特点，这与以往的农民起义有所不同。
由于传统观点过度强调自然灾害和阶级矛盾，忽视了政治和军事因素。事实上，天灾和阶级矛盾在明末并不比其它朝代更甚，而明政府的赈灾工作是中国历朝历代力度最大的。民变大规模爆发另有原因，除了前面所述士兵不愿打仗外，崇祯帝大规模清洗造成的政治乱相也是引发民变的重要因素，持续两年多的大清洗造成了中枢瘫痪，才使局面迅速恶化。从各种角度看，民变的性质并不是单纯，尤其是在民变中后期，逃兵胁裹难民，流动掠夺，并以此为职业，不接受政府的赈济安置，他们的行为漫无目的，带有强烈的流寇色彩，对经济、社会造成的破坏比自然灾害更巨大、更持久，导致更多难民加入其中，形成恶性循环，因此不值得提倡和美化。
内忧和外患犹常常相生相伴。大明朝的内忧，从根本上说都是由外患引起的，无论是山东孔有德的叛乱，还是陕西发生的民变，都是士兵惧怕打仗而作乱，只是作乱的方式和呈现的景象不一样。山东的孔的德的军队不愿去辽东打仗，成建制叛乱，意欲割踞一方，掀起巨大波澜；陕西的士兵三五成群地脱离部队，各占一处穷乡辟壤，落草为寇，呈现星火燎原之势，后又迫于压力四处流动，如水银泄地。相比较而言，由于陕西的民变散处各地，以大山为依托，且具有流动性，比山东孔有德的叛乱更加难以剿灭。
还有就是进入小冰期，气候持续恶劣。皇权旁落，离心离德，期间又不合时宜地增收三饷，激起民变。
另外，民变类型一般有三种。
第一类是聚众闹赈，大多数情况下是当地或有小荒，但不达救赈之标准，而有民众到地方官府求赈。求赈的方式大多先是以ba市要挟，或是直接到官府哄闹告灾，偶有毁公堂物或殴差役的暴力事件发生。
第二是反地方官与保留地方官运动，在明代反官事件中，反对的理由牵涉到地方官失职的原因，如私自加派、敛钱自肥等等。而且集体行动都相当激烈。如殴打地方官后再驱逐之，清代的反官事件反对的理由并不都是因为地方官行政措施失当，而是税收的改革有碍部分既得利益者所致。至于保留地方官一则可能是因为当事人本身的确是个好官，才会有许多人民请愿或ba市要求保留。
第三类就是地方的贪官污吏发动叛乱，蛊惑民众
话说回来，朱常浩想摆出“獠牙行动”还有一层深意就是去年的“奢安之乱”。
1628年（崇祯元年），明政府启用在成都保卫战中立下首功的朱燮元，总督贵、湖、云、川、广五省军务。朱燮元令滇兵下乌撤，遏乌撤安效良援奢安之兵。蜀兵出永宁、毕节，扼其交通四裔之路。自己亲率大军驻陆广，逼大方。
八月，奢崇明号“大梁王”，安邦彦号“四裔大长老”，合力攻永宁。奢安先进兵赤水，朱燮元侦知，令守将佯败，诱敌深入。估计其已抵达永宁，分遣林兆鼎从三岔入，王国桢从陆广入，刘养鲲从遵义入，安邦彦之兵穷于应付各路兵力不支，罗乾象复以奇兵绕出其背，奢崇明、安邦彦被杀。奢安联兵被击败。此时，只剩安位据水西。朱燮元以叛兵已基本剿灭，不愿再用兵，而安位年幼被人挟持，负险顽扰。
朱燮元因水西山深林密，深入难出，乃扼其要害，四面迭攻，使其乏粮坐困。于是明军封锁水西周围百余里，或斩樵牧，或焚积聚，百余天后，安位感到难以支撑，乞降。至此奢安之乱终于平定。
平息奢安之乱的的军费开支对于已疲于应付北方战事及各地农民起义的明政府无疑是雪上加霜。仅天启六年一年，明政府不得不将辽东战事的支出由770万两减少到680万两，而平定西南奢安之乱的军费支出则由400万两增加到500万两。
朝廷就这样那些野心家消耗光了，这也是自己八千人要拓宽大西南的茶马古道的原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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