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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税目增多时，税收水平必定提高，但这种一般的看法却不适用于明朝的杂色收入的征收。尽管税目非常多，但税收总额却比较小。在最理想的情况下，所能征收到的最大数额也不过378万两白银[这个数字已经是把所有的如盐税茶税都统统包括进去了]，这相对于帝国的需要而言，则十分可怜。……相对于如此广泛的征收范围，可以认为其征收水平实际上低的可怜”
“虽然许多学者批评明朝税收过重，但是他们主要是从道德层面进行批评。他们主要关心的是揭露征收者的贪婪和民众的艰辛，而不是去探讨税收制度本身所固有的问题。他们的描述给人们造成这样的印象，那就是主要的问题都是税收过重造成的，而实际上这些困难的产生更可能是税收过低造成的。应该指出，杂色岁入的378万两白银如果按照16世纪晚期1亿5千万人口平摊，则平均每人只有17文铜钱。”
而从具体来看，明代除了运河沿岸及北京南京附近，其他地区商业关税几乎没有。“七大钞关，除了九江外，其余六个河西务、临清、浒墅、北新、扬州、淮安都在运河沿线；门税、崇文门税的征税对象是出入北京的货物；通过税中有五十万两左右都集中在运河沿岸及北京南京附近。其时国内商路的开辟已经有相当规模，而征税设卡相对滞后，连江湖要津的设榷都难以充分”
还有就是各地区商税征收之间的不平衡，发达繁荣的地区，商业税反而更少“分省区营业税额与各省区商业水平之间存在着严重脱节，具体表现有二：对多数省区而言，商业水平和营业税额与其在全国的地位不相符合；各省区商业水平与营业税额之间不相称，广东等经济发达地区尤为明显”
而黄仁宇则举的一个例子更说明情形的荒谬。
“山西汾阳县，1609年商税是6606两白银，税额很高（其实这个税额本身来说很低了，所谓的高也是相对于其他地方低到几乎等于没有的商税）。但是在浙江金华县，这是一个很繁荣的地方，1578年所列出的定额不足7两，地方志中坦率的承认商税征收已经停止了很长时间了”
再从一些比较重要的税收项目来看明代工商业税低下的程度。
比如明代市舶税（相当于现在海关的进出口税收），只需要和一些私人海上贸易集团的收入比较，就可以看出明代政府收的税低到了什么程度。比如根据记载，崇祯时期崛起的郑芝龙集团“凡海舶不得郑氏令旗，不能来往，每舶例入二千金，岁入以千万计，以此富敌国”。当时荷兰的东印度公司根本无法和郑芝龙集团竞争，无论在军事上，还是在贸易上，都是如此。德国学者aldreehewiltn说“他除靠那一项强暴的营业税收（每舶例入二千金），又靠本身的投机生意，而终于积攒起一笔莫大资产，他的船只计有三千，他令其船主们巡航到暹罗、马尼拉、马六甲等地，就豪华以及财富而论，他凌驾在他君主之上”。当时就连郑氏家族手下其他成员，都富可敌国，如户官郑泰“守金门，资以百万计”“富至千万”“少者百万”。
这虽然是在崇祯时期的事情，但是也可以拿来做一个对比。郑芝龙集团完全是依靠海上贸易崛起的，但仅仅凭借海上贸易的利
（本章未完，请翻页）润以及每舶例入二千金的征收费用，就达到了“岁入以千万计”，再对比一下明朝政府，全部商业税收加起来，一年也就是可怜的三百多万两（其中的市舶税只有区区4万两）。
再比如盐茶业：
以前唐宋国家财政收入中的大头，盐茶专卖，到了明朝，政府却获利极少。关于关于盐的专卖，“1550年，户部尚书估计实际上政府仅仅征收了两淮产盐总量的40%，其余60%的食盐则落入了贩卖私盐的商人手中。
……
正盐根本无望截断私盐市场，因为正盐的价格毫无竞争力。到16世纪晚期，私盐贩卖在一些地区已经有固定的市场，分配给巡卒私盐定额实际上更象是对变化了的余盐银的随意管理。
简而言之，专卖制度，由于政府投资不足和接连的管理失误而受到妨碍，完全不能有效地利用可获得的全部资源。尽管这些资源十分丰富，可以想象其具有无限的发展潜力，但是专卖制度无力去开发这些资源。”
宋应星《野议盐政论》中的记载也足够说明问题：“万历盛时，（盐商）资本在广凌不啻三千万两，每年子息可生九百万两，只以百万输帑”
至于茶叶方面的收入就更是少的可怜。
1542年，根据官方的报告，在四川课税的茶叶数量超过500万斤，还不包括政府茶园生产的茶叶。然而在1578年，省级官员征收的茶叶收入总共还不超过2万两。……16世纪中期，四川巡抚也承认广泛存在私贩茶叶现象。
其他省份的茶课名存实亡。绝大部分地区仍然沿用宝钞来评估地方税额，当16世纪折成白银时，税额减少到了可笑的地步：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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