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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传言也是以从此而来。
马新贻被刺，几天后清廷发出上谕：“亟须严行讯究，即箸魁玉督同司道各官赶紧严讯，务得确情，尽法严办。”
江宁将军魁玉会同藩台梅启照等人审讯刺客张汶祥。几天后，又加派漕运总督张之万参与审讯。
此数人借口案情重大，拖拉时日，也不对刺客用刑，借口是：“案情重大，徒事刑求，倘未正典刑而庾死，谁任其咎？”
最后魁玉、张之万上奏说：“张汶祥矢口不移其供，只是因私对马心怀愤恨，为同伙报仇，为自己泄愤，无另有主使各情，尚属可信。”并以此拟定罪名结案。
这里面明显有敷衍之相，魁玉和梅启照久在江宁，甚至这里面的利害关系，但张之万是漕运总督，这可是一个在肥缺之上干了多年的老官油子，又岂会轻易的在别人的地盘上触人家的霉头？
而清廷也并不相信魁玉、张之万的“拟定罪名”，即谕令曾国藩火速回任两江总督，并加派刑部尚书郑敦谨为钦差大臣，携带刑部两名郎中（即满人郎中伊勒通阿、汉人郎中颜士璋）即刻赴江宁复审。
曾国藩接旨后深感为难，此事他事都想撇清的老狐狸坚辞再任两江总督，并上奏以病体请求开缺养病。清廷不予批准，谕令尽快赴任，但曾国藩迟迟不动，拖延近三个月才到江宁接任。
其实曾国藩心里很清楚，清廷似乎已经觉察到这个案件中曾国荃在里面起的作用，但此人与曾国藩不同，要想压服他可不容易，深思熟虑之后，慈禧也只能使用曾国藩来压制那些湘军旧部以及曾国荃。
而郑敦谨是刑部主官，素来有“铁面无私”的称号。他受命时正值隆冬季节，大雪阻隔，车马不能行，郑即与两个郎中徒步踏雪而行，赶赴江宁，行程四十一天，大年初一方到江宁，第二天就关门审案。
郑的本意也想查个水落石出，也不枉其“铁面无私”的称号。审了几日，张汶祥并不改口，曾国藩坐在一旁只听不言。郑敦谨满腹疑惑，私下问曾有何看法，曾国藩淡淡地说：“看来只好照魁、张原奏之法奏结此案。”
郑敦谨听后恍然顿悟，明白此案是不能再深究了。于是即按魁、张原奏之法奏结，仍按原拟罪名定案。
参审的江苏候补道孙衣言、山东候补道袁保庆对此极为不满，当面质问郑敦谨，郑说：“万一审出是某某人主使，某某军队是后台，此案如何了局？”结案奏章须所有参审人员一一“书诺”（即认可并愿意负责），孙衣言、袁保庆坚决不“书诺”。
结案奏章以四百里加急进京，未等圣旨下达，郑敦谨即携两个郎中离开江宁。曾国藩依例奉上“程仪”，郑分文未取，两个郎中各受纹银500两。
行至清江，郑敦谨打发两个郎中回京交旨，自己写奏折称病不能任职，请求开缺。清廷不允，给假两个月养病。
郑敦谨自行弃官回乡，终生不再为官。郑青天何尝不知道其中的厉害，但做了违心之事也让他心中惭愧，永不致仕也是一种心中愧疚的表现。
刑部两个郎中回京后不久就悄然离京，汉郎中颜士璋被放兰州知府然而并无实缺，贫困潦倒，西北大帅左宗棠出身湘军，深知其中黑幕，对颜无辜受过十分同情，令其军中帮办。满郎中伊勒通阿“给全俸以养天年”，回老家去了。
最后，江苏候补道孙衣言，性情耿直，文笔老辣，山东候补道袁保庆，嫉恶如仇，言辞犀利，两人候补数年均未得实缺，十分落魄。
马新贻到任后知道了孙、袁二人的才干，点名保奏要孙、袁到督府任职，成为马新贻的左右手，号称马新贻的一支笔、一张嘴。
马新贻死后，孙衣言应邀为其撰写《神道碑铭》，慷慨激昂，直书胸臆：“…..贼悍且狡，非酷刑不能得实，而叛逆遗孽，刺杀我大臣，非律所有，宜以经断，用重典，使天下有所畏惧。而狱已具且结，衣言遂不书诺。呜呼！衣言之所以奋其愚憨为公力争，亦岂独为公一人也哉！”
此文一出，震惊朝野，舆论大哗，就连慈禧太后也明白其中大有隐情。然而，清廷不会为了一个死去的人，甘冒激变地方势力、动摇大清江山的风险。斯人已经做古。就让他去吧。
慈禧在此事之后也仰天长叹，这件事也造成了事后李鸿章的崛起，她知道，曾国藩和湘军是不能再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