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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而不能被推翻的。
这些似是而非的观点，最根本的落脚点是：第一、工人穷困与资本家无关。第二、政府不能用资本家的钱救济工人。第三、私有财产是维护社会稳定的必要条件，永恒而不可侵犯。资本家对观点的接受并不取决于这种观点是否实事求是，而是结论是否符合他们的利益。所以，资本家当然拥护马尔萨斯的扯淡，而且是热烈拥护。
英国历史上是否给神职人员提高待遇不清楚，不过，通过法律对卢瑟逐步实行隐性的灭绝，却是实在发生过的事情。
1834年，英国议会通过的一项取代1601年发布的济贫法的新法律——济贫法修正案，史称“新济贫法”。老济贫法对待饥民相对宽松，一直让稳拿不快。本文开始的那段话，就是一位牧师指责济贫法的大作《论济贫法》（1786）的一部分。这位上帝的仆人的大作中还有一段名言：“用法律来强制劳动，会引起过多的麻烦、暴力和叫嚣，而饥饿不仅是和平的、无声的和持续不断的压力，而且是刺激勤勉和劳动的最自然的动力，会唤起最大的干劲。”这就是稳拿对济贫法耿耿于怀的根本原因——不把卢瑟饿得要死，让他们随时处在饿死的边缘，他们怎么可能拼命工作？失业者越落魄，在职者越有干劲。他们为了保住自己的位置，愿意付出更多的劳动要求更少的报酬。（当然，这是一个可能性，还有一个可能性就是无产阶级联合起来造稳拿的反。肉食者鄙，稳拿要有这见识就不叫稳拿了。）
新济贫法废除了“院外救济”，取消对无业贫民的一切金钱和实物的救济，只允许一种救济方式，即把他们收容到习艺所中。贫民只有在进入“济贫院”后，方可获得食物救济。而该院实际上是前面谈到的集中营。工作繁重，待遇低下，食物很差，住宿拥挤。人们按年龄性别分居，达到绝育的目的。没得到监工书面批准，不得外出或者接见来访者。
稳拿安排卢瑟来到这里，是为了逐步灭绝他们。1834年这项新法律具有把社会无用的人集中起来，逐步压缩人口数量的思想。这比纳粹早了一百年。与纳粹对犹太人绝育相比，这里的标准不是种族而是财产。活下去、生儿育女的权利，直接与财产挂钩。这是资本家对失业者的隐性的种族灭绝，划分的标准则是以财产。没有财产的人，则要看资本家是否愿意雇佣他们。如果不能为资本家服务，就要被逐步有计划的清除掉。需要工人的时候，就雇佣他们。不需要的时候，就送他们去集中营。
穷人如同牲口，没有那么多的饲料，就要减少牲口的数量。这就如同游牧民族在过冬之前大量宰杀牲畜节省越冬的饲料。——虽然没有明目张胆地施行的大规模屠杀，而是相对“文明”的绝育。“工人仅仅为增殖资本而活着，只有在统治阶级的利益需要他活着的时候才能活着”[1]。工人直接成为资本的奴隶，奴隶的数量直接受资本的需求弹性波动。在利润和金钱面前，资产阶级政府比封建君主□□政府还要贪婪、残忍。
思想的危险在于付诸行动，危险的思想导致危险的行动。每一个社会都会有一些被社会统治阶级认为是无用的废物，甚至蛀虫的人。把这些蛀虫控制起来，逐步压缩数量，从统治阶级的角度看是梦寐以求的事情。危险的是，划定蛀虫的标准仅仅取决于统治阶级的利益。马尔萨斯是第一个公开提出这样的思想并为之提供理论依据的人。逐步消灭对统治阶级没有用的人，这样的思想怎么也不像一个神职人员提出的，可偏偏就出自一个神职人员。
参加英国宪章运动的工人对马尔萨斯和新济贫法竖中指，马勒戈壁的网络神兽！英国工人在宪章运动的时候，直接提出要废除新济贫法。你们这些官僚要涨工资，却要把我们这些劳动者关进救济院，应该把你们先关进去。
不过，资本家对马尔萨斯的理论也并不是全盘接受的。工人饿死活该，这是因为他们自己多生孩子，与资本家无关，这是资本家欢迎的。神职人员消费掉多余的产品，有利于资本家的观点，资本家肯定不能容忍。资本家需要的是第一部分，不是第二部分。李嘉图与马尔萨斯保持了长期的争论和友谊，临死还把自己一部分遗产赠送给马尔萨斯。友谊是因为李嘉图赞成工人饿死活该，争论是因为李嘉图不赞成马尔萨斯提出的神职人员、官僚和地主对经济的贡献。
马尔萨斯承认资本主义制度天生存在消费不足的倾向，工人和资本家组成的社会无法消费全部产品，需要存在第三者消费多余的产品。他暗示增加神职人员、官僚和地主的待遇克服消费不足。相比之下，萨伊定律连这一点都否认了。
卢瑟经济学（2.5）——资本的危机（大魔头）：（介绍凯恩斯主义）
“从长期看，我们都是死人。”——凯恩斯
凯恩斯是经济学界第二大魔头。他排不上第一，因为第一是马克思。
1936年，凯恩斯在他的著作《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The General Theory of Employment , Interest and Money，简称《通论》）中提出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不是产品做的出就卖得掉，有很大一部分产品注定无法消费，无法消费的产品的量随着贫富差距的增大而增大，如此必然导致资本家压缩生产工人失业。换句话说，贫富差距越大的经济体失业问题越严重。为了挽救资本主义，多余的产品需要政府帮助消费掉，甚至是浪费掉。
在凯恩斯的《通论》之前，经济学界的主导理论一直是“自由市场、自由经营、自由竞争、自动调节、自动均衡”。政府的任何干预只会破坏均衡制造麻烦。换句话说，在胡佛因为不作为被撵下了台，罗斯福的新政已经搞了三年多的时候，在经济理论上，还是胡佛是对的，罗斯福是错的。任何试图干预经济的做法，都会受到经济理论的指责，都难免承担以正统经济理论为基础的由稳拿控制的舆论的压力。
如果放在其他任何年代，凯恩斯的理论都不会如此脱颖而出。事实上，在凯恩斯以前不止一位经济学家提出贫富差距与经济危机密切相关，但是这些人都没有达到凯恩斯的影响。这就如同康有为的《孔子改制考》，放在任何其他时代都会湮没在历史大潮中，唯有在戊戌变法前夕出现，才会历史留名。
1929年开始的大危机几乎把资本主义逼上了绝路。这次危机与众不同的并不仅仅在于广度和深度空前，而且在于其持续时间之久。与以往突如其来，自然痊愈不同的危机不同，这次危机在发生了三年之后，不但没有痊愈，而且恶化了。1932年成为资本主义历史上最惨的一年。1930年4月，美国历史上第一次联邦失业人口普查，大约有300多万失业人口。1932年初，失业人数已超过1500万－1700万，大约是当时全美国人口的15%左右，1932年9月《财富》杂志估计，不包括1100万户农村人在内，全美有3400万成年男女和儿童没有任何收入。如果有兴趣，读者可以去读《光荣与梦想》，看看当时多数美国人惨到什么地步。
不仅是美国，世界范围充满了危机和动荡。日本为了转移矛盾，发动了“九一八”事变，侵占中国东北，建立了傀儡政权。魏玛德国遭遇经济危机后，阶级矛盾迅速尖锐化。共\产党的影响迅速增长，资产阶级已经无法用议会制来统治。1933年1月30日，魏玛共和国总统兴登堡任命希\特勒为总理，负责组阁。从此，纳\粹在德国建立了法西\斯专政，军事实力迅速扩张，失业现象消失，社会蒸蒸日上，开始了12年疯狂的历程。可以说，1929年的大危机注定了中国的全面抗日战争和1939年开始的世界大战。
与此同时，苏联从1928年开始，逐步实行五年计划。到1933年，苏联基本建立了初步的工业化基础。卫国战争爆发时，德国吃惊地发现苏联生产的T34坦克性能全面超过德国3号和4号坦克，而且产量惊人。没有大规模的工业化，苏联人的命运可能和苏族人类似。
凡事就怕比，人比人得死，货比货得扔。与几乎没有失业同时经济迅猛发展的苏联对照，每一个西方政治家都感到资本主义制度压力很大。
按照传统经济理论，只要什么也不做，经济自己就会好转。胡佛坚信这一点，结果失业率不仅没有下降，而且不断攀升。（多说一句，坚持政府不要干预的人，真应该好好回忆一下那段历史。）最后被罗斯福撵下了台。罗斯福上台以后，也是两眼一摸黑，不知道该做什么，却知道必须要做些什么。罗斯福搞了三年新政，经济取得了好转。但是这个时候，就有人开始反对罗斯福了。罗斯福后来曾经说：1933年夏天，有位头戴丝绸帽子的老绅士在防波堤边上失足落水，他不会游泳。一位朋友跑下防波堤，跳进水里，把他救上来，但丝绸帽子被冲走了。老绅士苏醒过来后，千恩万谢，夸奖他的朋友救了他的命。但是，三年后的今天，老绅士却因丢了帽子而斥责他的朋友。
虽然罗斯福不欣赏凯恩斯，但是凯恩斯却为全世界政府干预经济提供了合法性，为政府干预经济提供了理论依据：市场经常无法自我完善，“看不见的手”不是万能的，需要“看得见的手”去辅助。
凯恩斯主义的理论体系是以解决就业问题为中心，而就业理论的逻辑起点是有效需求原理。其基本观点是：社会的就业量取决于有效需求，所谓有效需求，是指商品的总供给价格和总需求价格达到均衡时的总需求。当总需求价格大于总供给价格时，社会对商品的需求超过商品的供给，资本家就会增雇工人，扩大生产；反之，总需求价格小于总供给价格时，就会出现供过于求的状况，资本家或者被迫降价出售商品，或让一部分商品滞销，因无法实现其最低利润而裁减雇员，收缩生产。因此，就业量取决于总供给与总需求的均衡点，由于在短期内，生产成本和正常利润波动不大，因而资本家愿意供给的产量不会有很大变动，总供给基本是稳定的。这样，就业量实际上取决于总需求，这个与总供给相均衡的总需求就是有效需求。
以上是学术的说法。换成白话文的话，就是社会消费能力决定有效需求，有效需求决定资本家供给多少，资本家供给多少，决定他雇用多少工人。有人买得起，产品有销路，资本家才生产。资本家生产，才会雇人。如果没人买东西，资本家生产赔钱。这时工人工资再低，资本家也不会雇人。社会总需求不足，所以就会有工人失业。不是工人要的工资太高，而是社会不需要这些劳动力。工人失业不是自愿的，而是被迫的。要资本家增加雇员，改善就业，就要提高社会有效需求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