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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8年底，梁思成、林徽因夫妇应邀到美国讲学，当时国民党兵败如山倒，有朋友建议他们就留在美国。
林徽因坚持回国，且情绪激动：“我们不能做中国的‘白俄’！”梁思成也是异常自信：“共产党也是中国人，我相信他们也要盖房子，我还是回去为中国的建设出力吧！”
平津战役前夕，中共决意争取和平解放北平，即使非打不可，也得尽全力保护古建与文物。某天，两名年轻的军官在张奚若的引领下来到清华园新林院8号梁林寓所，他们拿出一张北平城的作战地图，请梁恩成夫妇标出重要的古建筑。他们告诉梁思成，此图作为攻城之用，宁愿多流血也得尽可能保护古建筑，梁林二人很为感动。
新中国成立后，梁思成、林徽因夫妇依旧留在清华大学建筑系当教授，并参与设计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图案。据设计小组成员朱畅中介绍，林徽因曾提出过许多精辟的建议，比如用色要着力精简，要便于雕塑、作证章和钢印与印刷不走样等：“梁先生和林先生以病弱之躯，不辞辛劳带头做方案，并带领大家讨论研究方案……先后做了二三十个正式完成的国擞图案。”
那时候的梁恩成和林徽因均以极大的热忱投入到新中国的建设，梁思成在给女儿的一封信中写道：“我几个礼拜来，整天都在开会……四面八方去拉建筑师来北京，组织公营建筑师事务所，组织都市计划委员会的企划处，等等，技术工作全由妈妈负责指挥总其成，把你的妈妈忙得不可开交，我真是又心痛，又不过意，但是工作一步步地逼迫着向前来，紧张兴奋热烈至极。……妈妈瘦了许多，但精神极好。”
据林徽因的学生回忆，拜访她的时候要带上一个说话会刹车的人，能及时收住话头，告辞而去，以免使她过度劳累。大家总要打听清楚林先生睡眠怎样，晚上开夜车了没有，才决定要不要“打扰”她。
林徽因身体已经严重透支，兴致却很高，病卧床榻的时候，便微笑着跟自家的小猫打趣，称其为“爱的焦点”。钱锺书、杨绛夫妇当时到清华任教，住宅与梁家毗邻。这老钱也是个顽童，因为林徽因家的猫好斗，经常欺负他家的猫，老钱便弄了个长竹竿，据杨绛女士回忆“不管多冷的天，听见猫儿叫闱，就急忙从热被窝里出来，拿着竹竿，赶出去帮自己的猫打架。和我们家那猫争风打架的情敌之一是紧临林徽因女士的宝贝猫，我常怕锺书为猫而伤了两家和气，引用他自己的话说‘打狗要看主人面，那么，打猫要看主妇面了！’他笑说：‘理论总是不实践的人制定的’”。
1950年，林徽因被任命为“北京市都市计划委员会”委员兼工程师，梁思成兼副主任。夫妇二人对未来首都北京的建设充满了美好的憧憬，他们反对拆毁城墙、城楼和某些重要古建筑物，力主保存北京古城面貌，欲给后人留下一个“活着的博物馆”。
可惜三年后，北京市开始酝酿扩建，拆除一些古建筑，用其砖石做材料，时任北京市副市长的吴晗担起了解释拆除工作的任务。为了挽救四朝古都仅存的一些完整牌楼街不致毁于一旦，梁思成与吴晗发生了激烈的争论。由于情绪过于激动，梁思成被气得失声痛哭。
令人伤感的是，当时北京城尚留存着四十六公里长的明清城墙环抱，林徽因称其为“世界的项链”，也在“给日月换新天”的口号中准备拆掉。梁思成夫妇异常伤感，到处求人，甚至向周总理做了请示，林徽因以诗一样的语言向周总理描述：城墙上可以绿化，供市民游乐。城门楼可以改造成图书馆。护城河可以引进永定河水，夏天放舟，冬天溜冰。可最终连周总理爱莫能助，只是说了句“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
梁从诫先生在《忽人间四月天》中写道：“五百年古城墙，包括那被多少诗人画家看做北京象征的角楼和城门，全被判了极刑。母亲几乎急疯了。她到处大声痰呼，苦苦哀求，甚至到了声泪俱下的程度。……然而，据理的争辩也罢，激烈的抗议也罢，苦苦的哀求也罢，统统无济于事。”
其后不久，一次出席文化部酒宴，林徽因遇到也是清华出身的北京市副市长吴晗，在大庭广众下谴责他保城墙不力。她痛心疾首地预言：“等你们有朝一日认识到文物的价值，却只能悔之晚矣，追假古董罢。”同济大学教授陈从周回忆：“她（指林徽因）指着吴的鼻子，大声谴责。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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