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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年张爱玲在天津的快乐生活终止于8岁。
母亲黄逸梵是1924年撇下家去留洋的。走的时候小焕才4岁，离别时母亲的哀伤，她尚有清晰的记忆片断：“上船的那天她伏在竹床上痛哭，绿衣绿裙上面钉有抽搐发光的小片子。佣人几次来催说已经到了时候了，她像是没听见，他们不敢开口了，把我推上前去，叫我说：‘婶婶，时候不早了。’（我算是过继给另一房的，所以称叔叔婶婶。）她不理我，只是哭。她睡在那里像船舱的玻璃上反映的海，绿色的小薄片，然而有海洋的无穷尽的颠波悲恸。”
母亲走后，父亲在外面蓄养的一个妾，就堂而皇之搬进了家。
姨太太是张廷重寻花问柳时结识的妓女，绰号老八。在她搬进来后公然在家举办叫“条子”召妓作陪的宴会。
那是小女孩所不能解的风尘场景：“家里很热闹，时常有宴会，叫务子。我躲在帘子背后偷偷看，尤其注意同坐在一张沙发上的十六七岁的两姊妹，打着前刘海，穿着一样的玉色裤袄，雪白的偎倚着，像生在一起似的。”
张爱玲和胡兰成之间的感情纠葛似乎由这个场景埋下伏笔，直到很多年后痛苦依旧陪伴着这个灵动的小女人。
这位姨太太不喜欢小焕的弟弟，也许因为弟弟是将来家产的继承人。为此她反过来抬举小焕，每天晚上带小焕到“起士林”去看跳舞。
可惜姨太太用尽心机也融不进这个家，反而给公馆带来了一股戾气。
据张爱玲回忆说：“姨奶奶住在楼下一阃阴暗杂乱的大房里，我难得进去，立在父亲烟炕前背书。姨奶奶也识字，教她自己的一个侄儿读‘池中鱼，游来游去’，恣意打他，他的一张脸常常肿得眼睛都睁不开。”不仅如此，她和和丈夫对殴，用痰盂砸破张廷重的头。直闹到张家族人不能容忍，逼她离开。
姨太太被撵走后父亲把家从天津迂回了上海。
本来铁路局的英文秘书一职就清闲得很，同时堂兄又是交通部总长，张廷重不去上班也没人说什么，可他吸食鸦片、又和姨太太对殴，无疑会对堂兄的官声大有影响。直到1927年1月，张志潭被免去交通部总长之职。
大树没了，官当然也没得做，受到刺激的张廷重还真的决定痛改前非，写信给留洋的妻子说赶走了姨太太，要戒掉鸦片，央求其回国。
1928年春，张家举家来到魔都上海，住进了宝隆花园的一座欧式洋房（今陕西南路），同年母亲回国。
作为没有受到系统教育的母亲在国外选修的是绘画专业，四年国外的生活让这个血脉相连却陌生异常的母亲对生活品质极度挑剔，这个欧式洋房就是张爱玲母亲挑选的。
从这个时候母亲开始关心和干预她的成长，给她做漂亮的衣服，由于在国外学习的是绘画，于是教小爱玲绘画、英语等东西陶冶其情操。
回国后的母亲对国内的新事物仍然着迷，一回来就订阅了不少杂志。当时的《小说月报》上登着老舍写的小说《二马》。杂志每月寄到了，母亲就坐在抽水马桶上看，一面笑一面读出来，小焕就靠在门框上笑，母女俩有会心之乐。
这场面很温暖，以至张爱玲后来在老舍的作品中一直偏爱《二马》。
每天吃饭，父亲总是匆匆吃完就走，余下的时间里母亲便对两个孩子进行饭后训话，大致意思就是小孩受教育最要紧，不要哭等等，偶尔也讲两句营养学。
9岁的小烘，这时竟然开始考虑终身的事业，是做画家呢，还是做音乐家？
后来她看了一场关于贫困画家的电影，大哭一场，死了做画家的心，决心做一个钢琴家，因为钢琴家能在富丽堂皇的音乐厅里演奏。
母亲说：“既然是一生一世的事，第一要知道怎样爱惜你的琴。”
小焕用的琴，琴键一个个雪白，没洗过手不能碰，每天还要用一块“鹦哥绿”绒布细心擦拭……是母亲带来了这一切充沛之气。
如此两年后，也就是1930年，黄逸梵又下了决心，要干预女儿的教育问题了——她要送小焕进新式的学校，让孩子有本领走进一个新世界。但父亲不同意，他不愿花钱。两人为此多次争吵过。现在重提这事，父亲还是大闹不依。
母亲索性趁父亲上楼去休息，拐卖人口一般，拉着小焕的手从后门溜出去，把小焕送进教会办的黄氏小学。因为先前小焕已有知识基础，所以一进去就人六年级插班。这一年，她已是10岁了。在报名处填写入学证时，母亲一时踌躇，不知该为女儿填什么名字，只觉得“张焕”这两个字叫起来“嗡嗡”地毫不响亮，于是暂且用英文名字Eileen“胡乱”译了中文，写成“爱玲”填上。母亲想的是以后再改也不迟。
母女俩都没有料想到“张爱玲”这个一时应急而想出来的名字，日后在中国文学史上将有何等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