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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十三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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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年代末自贡、重庆和南京
1948年的年初二，白莎走了，这年却也像是过完了。等初五开了市，我带珊儿去照了相，按照白莎留下的地址寄去万县。
事做完了，心里陡然觉着原本手里面牵着的线一根根断去，空落落的不知如何排解。春暖花开之际，我给北平的若颖拍了电报，想邀她和抗儿回四川看看，抗儿还能带着珊儿这个小妹妹一道耍。
若颖回了信来，还附上了她和抗儿的近照，看着心里既暖还愁。她信上说，内战日激，山东、河南都在打仗，火车不安全，飞机票又太贵，也就只能待时局稳定后再看了。
我原本一心准备着在乡下静观时局，可谁知到了八月间，家里忽然来了位客人。德诚引着这人来书斋，说吴先生是白莎的朋友，有白莎委托带给我的东西。听见白莎的消息自然是好事，可这安排却也蹊跷，我便让德诚在外面给客人准备些饭菜，独自听他讲明来意。
那人二十几岁，身材高瘦，看着精干但不失斯文。他别的没有多说，只是拿出个包裹，说是白莎给我的，看了便明白。
包裹不大，从外面看倒像是本书。拆开来，先看见一张便笺，上面几个中国字，确是白莎的字迹：“舅舅，这本书我已看完，先还给你。”。那书的封面似曾相识，却果然是我旧日读过的雨果的《笑面人》。
那书是我当年寄给白莎的最后一本，原本想让她用盲文写上《红星照耀中国》最后的章节。当时正值淞沪会战的最后关头，书寄了出去，白莎没再寄回来，却不知她还收着，而过了十年竟又回到了我手中。
凭着记忆，翻到我上次的留言。果然，那几行盲文仍在，而对页上又打上了新的英文点字。那几行字是英文写的，大意是她如此书写是为让我确信是她的亲笔。小竺在下面业已安顿，盼女心切，请这位朋友来接珊儿，先去庆哥夔州老家，然后再母女团聚。
这事想想也确实有些蹊跷。这书是我当年的旧藏绝是不假，上面十几年前我留下的盲文仍是历历在目，便笺上的中文字迹是白莎的也该无误，无论如何也不该有什么差池。可这样，却也不得不让人去担心白莎为何如此小心，设了这么几重机关？
心里如此反复几次，却也只是一瞬。毕竟是白莎所请，也就没什么可说的，只是想着珊儿和我们住了一年，心里真是舍不得。孩子这么小，跟着个陌生人一路远行怎不让人担心？想到这儿，心里浮出了个念头，便向着年轻人问道：“要不我和你们一起走一程？珊儿这么小，怕和你认生，不好带的。”
原本以为那年轻人或许会有些犹豫，可谁知听了我的话，却是满脸感激的笑容，说道：“白姐其实和我说，您一定会要跟着的。我怕这样太麻烦您，开始就没敢提。”
我这边安排他先住上一晚，也和珊儿一起玩玩儿，免得后来认生。而那边，我却是费尽口舌和幺妹去说这事。想来她也真是可怜。这阵子把心全放在珊儿身上，如今说走便走，也没个只言片语，更谈不上她心里原想的相认干亲，确也伤了她的心。
我看她也心痛，便想着晚个几天启程。来接卢珊的年轻人倒是没说什么，反而是德诚劝我不如早走。待得越久，分别的时候反而更难受。
德诚的话说得也是在理，我也就对着幺妹的埋怨和眼泪视而不见，第二天便启程了。那年轻人看着也未必有家室孩子，可和卢珊却是玩得来，路上逗得她咯咯地笑。在重庆家里歇了一天，便换上船顺江而下去到万县。
到了万县，年轻人劝我和德诚回去，说是再往下去，路也不好走了，怕我吃不消，再者就是怕时间久了，又会舍不得和卢珊分开了。
这一行虽说不上是送君千里，可却也是希望能再走得长些，而如今才只三天，却真的觉着太短了。但是想想年轻人说的也不错，而卢珊毕竟是庆哥和小竺的女儿，不是外人，将来总是能见着，也就由他们去了。
我和德诚讲，白莎也该是在万县，只是没有确切的地址。德诚说着出去查访，我却也没有答应。白莎做的工作必是隐蔽的，而我心中想着的是或许我们会在街边偶遇。哪怕只是远远看到她一下，知道她安好也就够了。
此后一个礼拜，在万县却也没见着白莎的踪影，可临着要走了，却是听着满城传言当局在城里抓了好几个共产党的大人物。德诚把这消息告诉我，说起街上人都说是在码头看见的。抓的都是二三十岁的年轻人，还有好几个女的。刚一听这话，我心里便有着不祥的预感，可却也不敢多说，只是闷在心里，整日忐忑。
在焦心中回到重庆，不安之感愈发重了。德诚原以为我只是不耐暑热，便安排着即日返回自贡。可我因为心里惦念着白莎，想着重庆至少消息灵通，若是能够凑巧碰上她的朋友熟人，更能从旁打听，所以迟迟不愿动身。
过了一个礼拜，我看着报上也没有提及在万县捕获共产党一事，便心存侥幸，想着或许是乡下人以讹传讹也未可知。谁知到了八月最后一周，几张大报同一天都登出了特大新闻，重庆和下川东几十名地下党遭捕，而白莎和小竺的名字赫然纸上。
我这人原本避世畏险，可经历了那两年的变故，听了白莎被捕的消息，却反而少了往日的惊慄，而多了几分勇武。我想起前一年那生活书店邱经理的太太小何，生着肺病还四出营救丈夫，便也学着那样多方联系，广寻门路。
我本想白莎自己是美国人，又曾在蒋夫人身边，终归与旁人不同，谁知一个月跑下来，好脸的是官样文章，软硬搪塞，而恶语的竟是反打一耙，扬言这是最高当局定下的死案，若我不放手，我这个不入流的小盐商被当通共抓了，哪怕是直接毙了也是股掌之间。
如此忙着搭救白莎，却也少顾及外面的局势，往往是隔几天看次报纸，才知道又几个城市易手。先是九月底的济南，然后是锦州、长春、郑州、沈阳。关外，听说是几十万国军没了，而华北却也只剩下北平一座孤城。
双十节那天，我给若颖发了电报，庆贺抗儿四岁生日。电报虽说是发出去了，可电报局的人却说目下是发出去的多，收回来的少。虽然电路尚通，可北平人心惶惶，多也顾不上回电报了。
遭此乱世，却真是让人左右为难。这一边想着白莎在狱中煎熬，每多一日便多一分折磨和痛苦，便盼着共军快快得胜，将她解救初来，永脱险境。可那一边，想想若颖母子，身陷孤城，却真怕城破之时，会是玉石俱焚。
两相牵挂之中，眼看到了四八年十二月初。若颖那边没了音信。此时北平已是兵临城下，平汉线早已不通，除了以金条计的机票，便再没得出城的办法。
重庆这边，能想到的关系都在疏通，可营救白莎还是一筹莫展。四川当地的朋友一听是关在了歌乐山，便都是摇头，劝我断了这念头。那里说情没得用，有几个被抓进去的还是川军将领的亲戚，也是保不出来。唯可用的有两条路，要么中央大员的手谕，要么美国人出面也或许有些作为。
说道中央大员，我便想到了俞先生。此时他仍任交通部长，虽说与此事关系不大，但毕竟也是中央大员了。想来白莎小时候也叫过他叔叔，总算是故人，或许能帮上忙。
我给俞先生拍去电报，未敢提及详情，只是说有件家事急需烦劳老友相援。俞先生倒是爽快，即日便复电，邀我赴宁详谈。他恐我生活也已拮据，便说日下航班不稳，会为我代为安排机票。
到得机场，才发现果真如报上所讲，眼下已是一票难求，特别是去往宁、沪或是广州香港的票，金圆券的标价已是过亿，动辄要用金条来换。看来若非俞先生帮忙，还未准几日才能到得南京。
中航公司的这驾客机中有通道，两厢各设了十个座位，却挤上了二十五人。客人落座不久，过道上又摆上了几只皮箱。此时能搞到机票的，总是有办法之人，但各人脸上皆是愁容不展，裹在冬日的棉袍、皮袄中各想心事。
降落南京时天色已渐黄昏，俞先生派了人到明故宫机场接我。此时离阳历年关还有半月，街面上甚是冷清，不时还有呼啸的兵车驶过。
此情此景看似比重庆更有一派肃杀之景。也难怪，南京与苏北几百里的路，加上一道大江，这就是国府最后的屏障了。若是徐州再败了，不出几日便会重演那“千寻铁锁沉江底，一片降幡出石头”的旧戏了。
俞公馆在城北，一座三层的洋楼，倒也巍峨。墙面是土红素面，间以红砖装饰，若是阳光下应是朝气勃勃的气象。那晚恰逢阴历十六，天空明净，月色正浓，透过梧桐树的枯枝，让满院落叶披霜，撒下几分颓暮。我心里想着报上频频出现的后主亡国之词，也不禁唏嘘，这不正应了那“空照秦淮”一句嘛。
我与俞先生蜀中一别，也有五年未见了。他依旧是一头短发，饱满的国字脸上倒也未见甚多岁月的侵蚀。我与他相识在少年，时间虽久，但也尽是君子之交，更少谈国事。此番见面，我心中是恨不得立马能有结果，可进了门脑子却是空了，一时不知该从何谈起。
见到我，俞先生倒颇是高兴，握住手不放：“老李，真是凑巧，昨天刚接了表兄，今天你这又到了。”
“陈先生也在南京？”我惊喜地问道。
“他想去南边，或广州或香港，还没拿定主意，今天去上海了。”
听了这话，我叹道：“咱们这帮哈佛的老友这些年聚少离多，还真是想念当年啊。”
“那是少年不知愁滋味，少年不知愁滋味啊。”
我听他这话里也是百感交集，也不禁叹了几声。上了楼梯，在书房落座，俞先生似是想起什么事情，拿起了日历反复翻转了几篇，“老李，你看看，今年的感恩节是哪天啊？”
我有些诧异，不知他怎么问起这事，便帮着他找到十一月的第四个周四，阳历是二十五号。
“怎么想起感恩节啦，”我问道。
他微微一笑，不大的眼睛里露出了狡黠和自得的笑容。用手指敲了敲头，笑道：“老李，我比你还大着几岁，可这儿看来还没生锈。刚才提起表兄，我就忽然想起来了，一九年的感恩节，不是和你一块在那个牧师家里吃饭，表兄还搞得人家好尴尬的。”
听了此话，我苦笑道：“老了确实是老了。都快能纪念三十年前的事了。”
我听到俞先生提起白牧师，正好给了我一个话头，便接着说道：“大维兄，你这刚说道，咱们相识也三十年了。也能算得上是君子之交了吧。”
俞先生见我面色凝重，不知我心事，便道：“老李，这是当然，君子之交淡如水。我倒觉得你这人有时候是太淡了，这两年也不来往，当是没我这个老同学似的。”
我苦笑道：“你这官越大，我就越不敢来你这儿。我也没什么事儿求你，想来你这儿总是车水马龙的，我还不让你得片刻清静？”
“老李，你就是这般模样。没事求人就不能来了？像当年那样切磋切磋数学不也挺好？”
我点点头，缓声谢道：“大维兄，我先谢谢你这番话。你刚才提到白牧师，这事便真是与他家有关。白莎出事了。”
“白莎，”俞先生沉吟片刻，“你那个外甥女？当初在蒋夫人那儿见到过的。她怎么了？”
我压低了声音，轻轻地说道：“被抓起来了，说是共产党。”
俞先生听到此处也是一愣，诧异地问道：“她一个在美国长大的孩子是共产党？那次见她之后，我记得她不是和夫人走得很近吗？夫人后来还问起过我，只是说觉得小姑娘文章写得太犀利了。我倒也没在意。那会儿在重庆，别说是她了，一大帮子美国顾问也成天地刁难政府，谁不是心知肚明呢。怎么说也不会真是共产党了。”
“我想了好多办法，想把她先保出来。人家都跟我说，关进了歌乐山的看守所，天天都得上刑、过堂。你想她一个女孩子，怎么受的住。”
“你说是歌乐山的看守所？”
见我点头，俞先生脸上露出了无奈的神情：“老李啊，要是别处，我好歹也能想想办法。可那地方都是钦点的要犯，旁人都是插不上手的。而且那儿抓进去的，也都是有真凭实据的共产党。现在国家都乱成这样了，都是这共产党闹的，我也不便插手。但愿是误抓的，总还能找回清白。”
两个月来郁积于心的烦闷，被俞先生那话突然地点燃了，我不知哪里来的一股火气，把手中的茶杯重重地砸在桌上：“就算是有真凭实据，就算是共产党又怎么样。她一个小姑娘，十几岁跑回中国来抗日，为的什么？她谁也没害，就算是相信共产主义又怎么样。你们这就要关她，审她，这是哪家的王法。”
俞先生身子靠着藤椅背，面朝着天，长长地叹了口气：“老李，这话你可千万别在外面说。现在是戡乱时期，这样的话也就是在我这儿，换得旁人听了，你老弟也会有麻烦。”
我听着这话，心里更是气恼，一改平日的秉性，眼睛直盯着俞先生，一字一字道：“要是我被抓起来，你是不是也不管？”
俞先生摇摇头，避开了我的目光：“慰慈老弟，这事儿不干交情。现在谁家没有共产党，我家亲戚里也有共产党。他们那边宣传最是厉害，年轻人自打抗日那会儿就都亲共了。我劝你还是弄清究竟吧。若真是共产党，关在歌乐山是绝计保不出来的。”
我看他也是无能为力，毕竟这老友对我还算真诚。我起身道：“大维兄，这次本不想给你添麻烦，但毕竟是人命关天的事。你若是无能为力，我也不难为你。我也不算白来，总算见到你。今后说不准天各一方，你多保重吧。”
俞先生见我去意坚决，忙起身拉住我：“老李，你先坐，容我再想想。有一条路，只是不知行不行。”
这话似是黑夜中门开了一条缝，一线光明又浮在眼前，我忙坐下，问道：“什么路。只要能救她，怎么都行。”
“白莎是生在美国吧？”
我点头道：“不错，确实是。她生身父母没有留下话便故去了，所以我们对她所知不多。不过听伊莎白讲，她和白伊的出生证明事后都找到了，她们姐妹是生在美国的美国公民。”
“看来也只有这条路能试试。她既然是美国公民，那美国人总是要管的。我给司徒雷登大使写封信，你拿去找他。只要是美国公民，那保护也是他份内的事，就算是一时救不出来，总能好些。走这条路，无论她是真共产党也好，假共产党也好，我也不算是悖了自己的位置。”
见着这救命稻草，我便迫不及待地催着俞先生写好信，便又欲告辞。
“老李，你也不必急着走。今天这么晚了，你也不能去。岁数大了，见着老朋友，总要叙叙旧？老李，你自己今后怎么打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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