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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与开国初期已大异其趣，商品经济繁荣，文化早已突破了官方意识形态的藩篱而走向多元，社会生活也变得活跃，历史即将进入拐点。但官僚队伍萎靡、贪腐、守旧，国家机器已锈迹斑斑，运转失灵，犹如一艘硕大破旧的航船陷进泥沼难以自拔。小说就是在这个背景下展开的。换言之，这部小说是站在大历史维度，以明朝官场亲历者的视角，讲述当年发生的故事，重现转型前夜那段犹暗乍明、朦胧躁动的历史。我期盼着，通过解析官场中人种种行为背后的制度、文化、心理动因，在广延的时间和空间中，完成对人治社会“官人”暨读书人的价值追问，使公平、正义、理性之光，照进历史的时空隧道。
高拱其人。对高拱这个人物，我有一个认识过程。随着研究的深入，深感这是一位非常了不起而又不幸被埋没的人物。他的超前意识不为当世所知，如果后人再不认可，对历史上杰出人物来说，就太不公平了。高拱是一位站在时代前面开风气的人物，他锐志匡时、肩大任而不挠，给因袭萎靡、积弊丛生的老大帝国带来清明刚健新风，又以忠诚、干净、担当著称。隆庆皇帝称赞高拱精忠贯日，贞介绝尘；养气极其刚大，为众人所不能为，有不世之略，建不世之勋。高拱推行的一系列改革，在旧机体上注入了新基因，他所主导的对蒙古实力最强大、对大明威胁最大的俺答部的封贡互市，使长城以外的北疆名正言顺地成为大明的组成部分，从而为中华多民族统一国家的形成和巩固奠定了基础，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不惟如此，高拱是有可能引领中华号航船驶向新航道、实现转型的杰出政治家。重新审视高拱的执政理念、施政举措、关键时刻的抉择，当代学者认为中国在明末实现转型的条件，高拱都在不期然努力创造中。高拱不仅是一位能干的有谋略的政治家，他还有着过人的理论勇气，也是一位博学精虑的思想家。最难得的是，高拱致力于移风俗，身体力行，试图以手中的权力和自身垂范，扭转官称中普遍存在的贪腐、结党、奢靡、虚饰等邪气，即使明知被阴谋包围，也坚持堂堂正正，按牌理出牌。他力推一个“公”字，公平、正义，在传统文化中，在帝制时代的官场，是最稀缺的。
但是，由于以下原因，高拱长期被埋没：一是高拱执政时间短暂。二是清朝有意压低高拱。高拱破格选用张学颜巡抚辽东，指授方略，大挫努尔哈赤之外祖父、建州女真首领王杲，取得“辽左大捷”；高拱又以改革边政、扭转被动挨打局面著称，以少数民族入主中原的清朝心虚，对涉及明朝边防之事讳莫如深，甚至下令毁禁了高拱的《边略》一书。三是清朝官修《明史》受王世贞的影响大。高拱得罪了当时的文坛领袖王世贞，王世贞的史著对高拱评价很低，《明史》基本上照搬了王世贞的《高拱传》。此外，近年来，一些文人为抬高张居正，有意压低高拱。
高拱与官场那套厚黑学格格不入，他洞悉制度弊端又脱离不开制度的制约，这是他在官场难以持久立足的主要原因。高拱需要恢复历史本来面目，他的历史地位应该是很高的，他的执政理念、施政举措、关键时刻的抉择，虽不为时代所理解和接受，却不期然顺应了历史潮流，这都是值得重新认识的。
我无意塑造高大上的英雄。毋宁说，在刻意避免美化或丑化任何人物。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说过，从古至今，变化最小的是人性。历史小说是写历史上的人的，他们也是活生生的人，都有七情六欲。历史上找不到完人，也很难说有一无是处的坏人。至少，在这部小说里，读者看到的，都是人，承担多重角色而又在既定制度规制下的人，他们的一切善举恶行，都能从人性中找到动因。写作过程中，我时常泪流满面。我想，这是因为我在写人，为他们的喜怒哀乐所触动，为正义得不到伸张而惋惜，为窥见到的人性中的幽暗而痛心！
喧闹浮躁的时代，手机替代书本的时代，写书、读书，都是件难得的事。尤其是以极大代价、写作洋洋百万字的历史小说，不是基于某种情怀，是很难下决心的；如果不能得到多方支持、帮助，也是很难完成的。这里，我要衷心感谢高拱研究专家、九十高龄的岳金西老先生和他的公子岳天雷老师，他们为我提供了大量基础性资料，也经常交流高拱研究的动态；文学评论家、诗人，中国作家协会的何向阳同学，经常给我鼓励、指导；文学评论家、作家、人民日报的李舫校友，给予我诸多具体帮助；河南省黄帝故里研究会、新郑市有关领导，尤其是高林华会长，对我的写作给予极大关注和帮助；朋友禹成豪、石瑾瑜二位为本书的出版付出了艰辛的劳动。在此，向他们表达诚挚的谢忱！
2018年4月30日，于北京·大慧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