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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几分。

    他们双双到政府登记。政府说她年龄太小,过两年再来。她好说歹说不管用,杏眼一瞪发了横,对管公章的秘书说:“你不登,我就不走,把娃崽生在你这里,说是你的种。还怕你不养我!”秘书吓了一跳,满头大汗手忙脚乱地办手续。看她和新郎的背影远了,还惊魂未定地说,好神的婆子,不会来二回了吧?

    旁边的人也啧啧摇头,说到底是九袋爷的千金,吃过百家饭的,脸皮比鞋底还厚。这以后如何得了?

    本义后来也慢慢明白,这一桩婚事对于他很难说是一件美事。铁香比他小了十多岁,就有了在家里发脾气使性子的权利,有时候神得没有边,一碰到不顺心的事,动不动就咒马桥弓这个鬼地方,是人过日子的地方么?她咒马桥的路不平,咒马桥的山太瘦,咒这里的滂眼淹得死人,咒这里的米饭里沙子多,咒这里的柴湿因此烟子特别呛,咒这里的买根针买个酱油也要跑七八里路。咒来咒去,免不了要咒到本义。她咒一咒也就算了,有一次居然咒一声就狠狠切下一颗血淋淋的鳝鱼脑壳。天下还有王法么?他本义好歹也是她老倌,好歹是个书记,如何与鳝鱼脑壳搅在一起?

    本义老母还在的时候,对媳妇也莫可奈何。一旦惹得她发了毛,连老人也不放过:“老不死的家伙,我不怕你几十岁几十斤,河里没有盖盖子,塘里也没有盖盖子,你去死呵!你何事不去死呢?”

    一般来说,本义对这些话装耳聋,也确实有点聋。即便有时忍不住了大喝一声“老子锄死你”,只要婆娘暂时闭了嘴,他也不会真动手。他最威风的一次,是一巴掌打得铁香滚到一群惊飞四散的鸭子里面去了。用他的话来说,那次是正气压倒邪气,东风压倒西风。铁香爬起来就去投塘,被村里人拦住了,只好跑回娘家去,三个月没有音信。最后还是本仁备了两斤薯粉两斤粑粑,代表同锅老弟去与铁香讲和,用土车子把她推了回来。

    在上面的叙述中,读者可能注意到,我笔下已经几次出现了“神”字。可以看出,马桥人的“神”用来形容一切违反常规和常理的行为。在这里,人们最要紧的是确认人的庸常性质,确认人只能在成规中度日。任何违犯成规的行为,从本质上说都不是人的行为,只可能来自冥冥中的莫测之物,来自人力之外的天机和天命。不是神经质(神的第一义),就是神明(神的第二义)。马桥人用一个“神”字统括这两种意义,大概认为两者的差别并不重要。一切神话都是从神经质式的想入非非开始。一切神坛前都有神经质式的胡言乱语手舞足蹈。也许,神经质就是神的世俗形态和低级品种。而一切“神速”、“神勇”、“神效”、“神奇”、“神妙”、“神通”,作为对常人能力限度的一时僭越,往往伴随着人们在近乎神经质状态下的痴迷和狂放,是无意识或非意识得到良性运用的结果,也是人对神的接近。

    铁香神到了这种地步,人们都说她有神魔附体。

    神仙府(以及烂杆子)▲

    马桥上弓有一段麻石路面,两旁的几栋农舍,当路的一面是通常的木板墙,东偏西倒,但还保留着高高的一堵砖石方台。只有留心细看,才会发觉这些台子是很多年以前的柜台,才会发现这些老房子依稀流露出铺面的风采。柜台是商业的残骸。《平绥厅志》称这个地方在清朝乾隆年间昌盛一时,这些残缺剥落而且蒙受着鸡粪鸭粪的柜台,大概不失为物证。

    另一件可疑的旧物,是一口大铁锅,已经有了缺口和长长裂纹,丢在公家的谷仓后面的林子里没人理会,锅底积满了腐叶和雨水。锅大得惊人,一锅足足可以煮上两箩筐饭,搅饭的勺子至少也要大如耙头。没有人说得清:这口锅以前是谁的?为什么需要这么大的锅?锅的主人后来又为什么丢弃了它?如果用这口锅给长工做饭,主人一定是大庄主。如果用这口锅给兵丁做饭,主人一定是不小的将军。这些猜想都足以使我心惊。

    最后,《平绥厅志》描述的繁荣,在马桥上弓的一幢老屋上还残存了一角。那是青砖大瓦屋,大门已经没有了,据说大门前的石头狮子也在革命的时候被人砸了,但差不多高至人们膝盖的石头门槛,还显示出当年的威风。屋里偶有一扇没有被人拆走的窗户,上面的龙飞凤舞,精雕细刻,还有一股富贵气隐隐逼人。本地人把这幢无主的楼房叫做“神仙府”,有一种戏谑的味道。我后来才知道,神仙是指几个从不老实做田的烂杆子,又名马桥的“四大金刚”——他们很长一段时间里就住在这里。

    我到神仙府去过一次,是受干部的派遣用红黄两色油漆到处刷写毛主席语录牌,不能漏下这一个角落。我去的时候,知道神仙府的金刚们或是谢世或是出走,现在只留下一个马鸣。他不在家,我在大门口咳了几声未见回音,只好怯怯地被几级残破的石阶诱入这一洞尘封的黑暗,在一团漆黑中有灭顶者的恐惧。幸好,侧身探进右厢以后,屋角缺了几片瓦,漏下一柱光线,让我的双目绝处逢生,最终有所依附。我慢慢才看清,这里有一片砖墙不知为什么向外隆胀,形如佛肚。这里的木板壁全是虫眼,遍地是草须和喳喳作响的碎瓦碴儿。靠墙有一口大棺木,也用草须覆盖,还加上一块破塑料布。我看见了主人的床,是墙角草窝中一块破席,上面有一堆黑如烟尘的棉絮,大概是暖脚的那一头,用一根草绳紧紧地捆成一束,显示出主人御寒的机智。草窝的旁边,有两节旧电池,有一个酒瓶和几个彩色的纸烟盒,算是神仙府对门外世界的零星捕获。

    我的鼻尖碰到了一团硬硬的酸臭,偏过去一点,又没有了。偏过来一点,又有了。我不能不觉得,臭味在这里已经不是气体,而是无形的固体,久久地堆积,已凝结定型,甚至有了沉沉的重量。这里的主人肯定蹑手蹑脚,是从来不去搅动这一堆堆酸臭的。

    我也小心避开固体的酸臭,找到一个鼻子较为轻松的地方,做了一块语录牌,即“忙时吃干,闲时吃稀,平时半干半稀”一句,希望对这里的主人有所教育。

    我听得身后有人感叹:“时乱,必乱时矣。”

    我身后有一个人,走路没有脚步声,不知何时冒了出来。他瘦得太阳穴深陷,过早地戴起了棉帽,套上了棉袄,笼着袖子冲着我微笑,想必就是主人了。他的帽檐如这里的其他男人们一样,总是旋歪了一个很大的角度。

    问起来,他点点头,说他正是马鸣。

    我问他刚才说什么。

    他再次微笑,说这简笔字好没道理。汉字六书,形声法最为通适。繁体的时字,意符为“日”,音符为“寺”,意日而音寺,好端端的,改什么改?改成一个“寸”旁,读之无所依循,视之不堪入目,完全乱了汉字的肌理,实为逆乱之举。时既已乱,乱时便不远了呵。

    文绉绉的一番话让我吓了一跳,也在我的知识范围之外。我赶忙岔开话题,问他刚才到哪里去了。

    他说钓鱼。

    “鱼呢?”我见他两手空空。

    “你也钓鱼么?你不可不知,钓翁之意不在鱼,在乎道。大鱼小鱼,有鱼无鱼,钓之各有其道,各有其乐,是不计较结果的。只有悍夫刁妇才利欲熏心,下毒藤,放炸药,网打棒杀,实在是乌烟瘴气,恶俗不可容忍,不可容忍!”他说到这里,竟激动得红了脸,咳了起来。

    “你吃了饭没有?”

    他捂着嘴摇了摇头。

    我很怕他下一句就找我借粮,没等他咳完就抢占话头:“还是钓了鱼好。好煮鱼吃。”

    “鱼有什么好吃?”他轻蔑地哼了一声,“食粪之类,浊!”

    “那你……吃肉?”

    “唉,猪最蠢,猪肉伤才思。牛最笨,牛肉折灵机。羊呢,最怯懦,羊肉易损胆魄。都不是什么好东西。”

    这种说法我真是闻所未闻。

    他看出我的疑惑,干干地笑了。“天地之大,还怕没什么可吃?你看看,蝴蝶有美色,蝉蛾有清声,螳螂有飞墙之功,蚂蟥有分身之法,凡此百虫,采天地精华,集古今灵气,是最为难得的佳肴。佳肴。啧啧啧……”他滋味无穷地咂嘴咂舌,突然想起什么,转身去他的窝边取来一个瓦钵,向我展示里面一条条黑色的东西。“你尝尝,这是我留着的酱腌金龙,可惜就这一点点了,味道实在是鲜。”

    我一看,金龙原来就是蚯蚓,差点翻动了我的五脏六腑。

    “你尝呵,尝呵。”他热情地咧开大嘴,里面亮出一颗金牙。一口黄酱色的馊气扑面而来。

    我赶快夺路而逃。

    以后我很长一段时间没有看见他,几乎没有机会碰到他。他是从不出门做功夫的,他们四大金刚几十年来是从不沾锄头扁担一类俗物的。据说不论哪一级的干部去劝说,去训骂,甚至去用绳索捆绑,统统无济于事。如果威胁要送他们去坐班房,他们就表示求之不得,到了班房里还省得自己做饭吃哩。其实他们已经很少做饭了,对班房的向往,不过是他们图谋把懒推到一种绝对、纯粹、极致的境界。

    他们并不打伙,也从无饮食的定时,谁饿了,就不见了,回来时抹着嘴,可能已吃了什么野果野虫,或者已在人家的地上偷了一个萝卜或者包谷,生生地嚼下肚而已。若是烧上一把火煨熟来吃,已经算是辛苦万分劳累不堪的俗举,要被其他金刚耻笑一番。他们一无所有,对神仙府的产权当然也是糊糊涂涂。但他们又无所不有,用马鸣的话来说,“山水无常属,闲者是主人”,他们整日逍遥快活,下棋,哼戏,观风景,登高远望,胸纳山川,腹吞今古,有遗世而独立羽化而登仙的飘逸之姿。在地里做功夫的人当初看见他们“站山”,免不了笑。他们不以为然,反过来笑村里的人终日碌碌,吃是为了做,做是为了吃,老子为儿子做,儿子为孙子做,一辈子苦若牛马,岂不可怜?纵然积得万贯家财,但一个人也身穿不过五尺,口入不过三餐,怎比得上他们邀日月为友,居天地为宅,尽赏美景畅享良辰大福大贵!

    到后来,人们再看见他们白日里这里站一站,那里瞅一瞅,也就见多不怪,不去管它。

    四大金刚中的尹道师,有时候还去远乡做点道场。胡二则去过县城讨饭,一去就个多月不回村。县里发下话来,说马桥的人进城讨饭影响太坏,村里应该严加管束,实在有困难的就应该扶助救济,搞社会主义不能饿死人。老村长罗伯无法,只好叫会计马复查从仓里出了一箩谷,给神仙府送去。

    马鸣是很硬气的人,瞪大眼睛说:“非也,人民群众血汗,你们拿来送人情,岂有此理!”

    他反倒有了道理。

    复查只好把一箩谷又扛了回来。

    马鸣不吃嗟来之食,甚至不用他人的水。他没有为村里的井打过石头,挑过泥巴,就决不去井边取水。他总是提着他的木桶,去两三里路以下的溪边去,常常累得额上青筋突暴,大口喘气,一桶水压得全身几根骨头胡乱扭成一把,走两步就要歇三步,鼻子不是鼻子嘴不是嘴地哎哎哟哟。有人见此情形有点同情,说全村人的井,就少了你的一口水?他咬紧牙恨恨地说:“多劳多得,少劳少得。”

    或者标榜他的臭讲究:“溪里的水甜。”

    有人敬过他一碗姜盐芝麻茶,定局要他喝下去。他喝后还没走出十步,就哇哇哇地呕吐起来,吐得悬涎悠悠两眼翻白。他说不是他不领情,实在是他的肠胃沾不得这等俗食了,这井里的水一股鸭屎味,如何入得了口呵?当然,他也不是完全没有受过他人之惠,比方他身上那件无论冬夏都裹着的棉袄,就是村里给他的救济。他开始坚辞不受,直到老村长改了口,说这不是救济,算是请他给村里帮个忙,不要再穿得破破烂烂到外面去坏了马桥的脸面,他这才成人之美,助人为乐,勉勉强强把新袄子收了下来。而且以后每提起这件事,就像吃了天大的亏,说不看他老村长上了年纪,他断断不会给这个面子——这袄子烧骨头,无病也会穿出病来。

    他确实不怕冷,时常在外面露宿,走到什么地方不想走了,一个哈欠,和衣倒下,盘成一个饼,有时盘在檐下,有时盘在井边,也没见他盘出什么病来。用他的话来说,睡在屋外上可以通天气,下可以接地气,子时纳阴中之阳,午时采阳中之阴,是最补身子的。他又说人生就是一梦,人生最要紧的就是梦。睡在蚁穴边可做帝王梦,睡在花丛里可做风流梦,睡在流沙前可做黄金梦,睡在坟墓上可做鬼神梦。他一辈子什么都可以少,就是梦少不得。他一辈子什么都可以不讲究,就是睡的地方不可不讲究。他最可怜世人只活了个醒,没有活个觉,觉醒觉醒么,觉还在前。不会做梦的人等于只活了一半,实在是冤天枉地。

    他的这些话,都被人们当做疯话,当做笑话。这使他对村人的敌意日益加深,在公众面前更多地出现沉默和怒目。

    确切地说,他是一个与公众没有关系的人,与马桥的法律、道德以及政治变化都没有任何关系的人。土改、清匪反霸、互助组、合作社、人民公社、社教四清、“文化大革命”,这一切都对他无效,都不是他的历史,都只是他远远观赏的某种把戏,不能影响他丝毫。办食堂的那一年,有一个外来的干部居然不谙事,把他一绳子捆到工地去劳改,结果无论如何棒打鞭抽,他还是翻着白眼,宁死不劳,宁死不立——硬是赖在泥浆里打滚不站起来。而且既然来了就不那么容易回去,他口口声声要死在那个干部面前,干部走到哪里他就爬到哪里,最后还是被别人七手八脚抬回神仙府去。他不打算做人,就比任何权威更强大。他轻易挫败了社会对他的最后一次侵扰,从此更加成为了马桥的一个无,一块空白,一片飘飘忽忽的影子,以至后来的成分复查、口粮分配、生育计划乃至人口统计——我协助村里做过这样一些工作——谁也没有想起还有一个马鸣,不觉得应该考虑到他。

    全国的人口统计里,肯定不包括他。

    全世界的人口统计里,肯定不包括他。

    显然,他已经不成其为人。

    如果他不是人,那么他是什么呢?社会是人的大写。他拒绝了社会,也就被社会取消了人的资格——他终于做到了这一点,因为在我的猜想中,他从来就想成仙。

    我略感惊讶的是,在马桥以及附近一带,像马鸣这样自愿退出了人境的活物还不少。在马桥就有过四大金刚,据说远近的大多数村寨依旧有这样的杆子,只是不大为外人所知。如果不是外人偶然地发现,好奇地打听,人们是不会谈到这些活物,也差不多忘了这么回事。他们是这个世界里已经坍缩和消失了的另外一个世界。

    复查说过,他们根本不醒(参见词条“醒”),父母大多数也并不贫寒,而且聪明得不和气(参见词条“不和气”)。他们小的时候不过是调皮一点,不好好读书,算是最初的迹象。比如马鸣,他从不做作业,做对联倒是出口成章,其中有一副是“看国旗五心不定,扭秧歌进退两难”。反动虽反动,对仗倒是天衣无缝。是不是?批斗他的时候,谁都赞叹这个娃崽的文才了得。这样的人一旦失其怙恃就烂起来了,就科学(参见词条“科学”)起来了,不晓得是中了什么魔。

    觉

    “觉”在马桥发音qo,阳平声,意指聪明,与“醒”对义,比如“觉悟”。

    其实,“觉”的另一含义恰好是指不聪明,指一种昏聩、糊涂、迷乱的状态,比如“睡觉”。

    “醒”和“觉”是一对反义词。与普通话思维的一般理解刚好相反,这对反义词在意义延伸时换了个位置:在马桥人看来,苏醒就是愚蠢,睡觉倒是聪明。外人初来乍到的时候,对这种倒置总感到有些不顺耳。

    我们得承认,对聪明与愚蠢的判断,在不同的人那里,会有不同的角度和尺度。我们似乎也得容许,马桥人完全有权利从自己的经验出发,在语言中独具一格地运用苏醒和睡觉的隐喻。就拿马鸣来说吧,人们可以叹息他的潦倒和低贱,嘲笑他又臭又硬又痴又蠢最后简直活得像一条狗。但是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呢?从马鸣的角度来看呢,他也许活得并不缺乏快活,并不缺乏自由和潇洒,甚至可以常常自比神仙。尤其是人间一幕幕辛辛苦苦的闹剧终结之后:大跃进,反右倾,“文化大革命”……人们太多太多的才智成了荒唐,太多太多的勤奋成了过错,太多太多的热情成了罪孽,马鸣这个远远的旁观者,至少还有一身的清白,至少两手上没有血迹。他餐风宿露,甚至比大多数的人都更为身体健康。

    那么他是愚蠢还是聪明呢?

    他到底是“醒”着还是“觉”着?

    其实,每一个对义的词,都是不同理解的聚合,是不同人生实践路线的交叉点,通向悖论的两极。这样的交叉点隐藏在密密语言里,不时给远行的人们增添一些犹疑。

    觉觉佬

    马桥最会发歌的是万玉,但我到马桥很久以后才认识他。村里奉命组织过一个文艺宣传队,宣传毛泽东思想。就是把上面来的一些文件或社论编成快板演唱,敲锣打鼓送到其他村寨,其他村寨也照此办理。演出结束总要喊一些口号。七嘴八舌喊口号,很难喊得整齐,于是常常把长口号分成几句来喊,不免喊出些问题。毛主席有条语录,一分开就变成了三句:(一)打击贫农!(二)就是!(三)打击革命!……一前一后都成了反动口号。但大家依旧逐一振臂高呼,没觉出有什么不顺耳。

    还要奉命演出革命样板戏。乡下条件有限,只能因陋就简,在道具服装等方面不可能太讲究。白毛女上台,头顶一挂长麻,吓得小把戏一脸僵硬。英雄杨子荣没有斗篷,只好让他穿上蓑衣打虎上山。有一次深秋的风大,把台上木制的景片刮倒了,也就是把贴满棉花的一块门板刮倒了,可怜杨子荣同志刚刚壮志豪情地打完虎,就被倒下来的这座雪山咚地一砸,两眼翻白,东偏西倒,最后栽倒在台上。好在台上的几盏油灯昏昏的,观众没怎么看清,还以为英雄卧倒是设计中的战斗动作,给了一些掌声。

    农民说,还是老戏好看,不过新戏也还热闹,也出味。

    杨子荣虽然负伤,但还是演得比较成功。他脑子昏昏然,忘了台词,情急生智,见到锣鼓唱锣鼓,见到桌椅唱桌椅,最后一气把土改合作社人民公社修水利种油菜全唱了,唱得全场喝彩。公社干部也没听清,连声说好,决定让马桥的宣传队代表全公社到县里参加汇演。

    进县城是一件很稀罕的事,而且排练节目总比挑塘泥要松活得多。有些男女还可利用这个难得的机会自由交际,互相化化妆,互相收拾收拾衣物什么的。大家都很高兴。村党支部书记马本义也觉得脸上有光,兴冲冲地交代我,要编一出四个女崽的戏,编什么他不管,就是要四个女崽。

    我问为什么。

    “你们旧年不是连了四件红褂子么?那些褂子费了大队上两担谷,锁在箱子里作惜了。”

    原来他是不想埋没了两担谷。

    大家也觉得这个建议是对的。

    为了改进节目,县里来了两个文化馆的人,建议还要加一个山歌,体现马桥的民间文化特点。本义想了想,说这有何难,万玉的喉咙尖,发丧歌发喜歌都是好角色,要他来发!

    村里的人都笑,尤其妇女们笑得前翻后仰,让我有点奇怪。我打听这个人是谁,她们略加描述,我才隐约想到一个似乎见过的人,没有胡子,弯弯眉毛也极淡,加上他总是刨出一个光头,看上去颇似一颗光溜溜的油萝卜。我记得他总是挑着一副担子出村,不知是去干什么。也记得他曾旁观别人唱歌,当时有人劝他出场,他就拖着一种尖细的娘娘腔讲官话:“莫唱的,莫唱的,同志们莫要拿小弟调笑。”说着还红了脸。

    他住下村两间茅屋,离了婚,带着一个小伢。据说他有点下流,尖尖嗓门总是出现在女人多的地方,总是激发出女人的大笑,或者被女人们用石头追打。他原是一个推匠,就是上门推砻碾谷的人,多与主妇们交道。日子久了,“推”字由于他又有下流的意味。常有人问他,到底推过多少女人?他不好意思地笑:“莫耍我,新社会要讲文明你晓不晓?”

    复查说过这样一件事。有一次,万玉到龙家湾推米,一个小孩问他叫什么号?他说他叫野老倌。小孩问你来做什么?他说打你妈妈的粑粑呵。小孩兴冲冲跑回屋,如实传达。这家聚着一伙女人在喝姜茶,一听皆笑骂。娃崽的姐姐气不过,放出狗来咬,骇得他抱头鼠窜,最后失足掉在粪凼里。

    他一身粪水爬上田埂,留下凼里一个大坑,像一头牛睡过的。路上有人惊问:“万推匠,你如何今天往粪凼里跳?”

    “我看……看这粪凼到底有好深么。”

    “你也来检查生产么?”

    他支支吾吾急步走了。

    一些娃崽在他身后拍手大笑,他捡一块石头威胁,腰子扭了好几下,憋出吃奶的劲也不过投了一竹竿远。娃崽便笑得更加放心。

    从此,“检查生产”就成了马桥的一个典故,指万玉式的狼狈,以及对狼狈的掩饰。比方有人摔了一跤,马桥人就会笑问:你又检查生产么?

    万玉是本义书记的同锅堂弟,有一段,本义家来了一个模样子漂亮的女客,他就三天两头笼着袖子到本义家闲坐,娘娘腔尖锐到深夜。一天晚上,火塘边已经围了一圈人,他大咧咧抽一张椅子挤入。本义没好气地问他:“你来做么事?”

    “嫂子的姜茶好香,好香。”他理直气壮。

    “这里在开会。”

    “开会?好呵,我也来开一个。”

    “这是开党员会。你晓不晓?”

    “党员会就党员会,我个把月没有开会了,今天硬是有瘾,不开它一家伙还不行。”

    罗伯问:“哎哎哎,你什么时候入了党?”

    万玉看看旁人,又看看罗伯:“我没有入党么?”

    “你入了裤裆吧?”

    罗伯这一说,众人大笑。

    万玉这才有羞愧之色:“罢罢罢,奴妾误入金銮殿,去也去也。”

    他刚跨出房门就怒火冲天,对一个正要进门的党员威胁:“好吧,老子想开会的时候,偏不让我开。老子不想开的时候,你们又偏要开!好吧,以后你们开会再莫喊老子来!”

    他后来果然不再参加任何会,每次都拒绝得振振有辞:“我想开会的时候如何不让我开?好,你们把好会都开完了,剩几个烂会就想起我来了,就挂牵起我来了,告诉你,休想!”

    出于对干部们将他逐出党员会的怨恨,他牢骚渐多,有一次帮几个妇人染布,忙得满头大汗,也忙得愉快。说着说着就得意起来,不免说走了嘴。他说毛主席也没有胡子,你们看像不像张家坊的王三婆婆?见妇人们笑了,他又说,他有两张领袖的宝像,一张贴在米桶前,一张贴在尿桶前。他要是米桶里没有米舀了,就要给宝像甩一个耳光。要是尿桶里没有尿担了,也要朝宝像甩一个耳光。

    他看见妇人们笑得合不拢嘴,更加得意,说他来年要到京城去一趟,要找毛主席说个理,为什么叉子湾里的冷浸田也要插双季稻?

    话传到干部们的耳朵里,干部当即就要民兵操起步枪,把万玉一索子捆了送往公社。几天之后他回来了,哼哼哟哟,脸上青了几块。

    “怎么样呵?公社请你去检查生产?”有人问他。

    他摸着脸苦笑:“搭伴干部们看得起,罚得不重,不重。”

    他的意思是指公社念他是贫农,只罚了他一百斤谷。

    从此,“看得起”或者“干部看得起”也成了马桥的典故,是自我解嘲的意思,或者是罚谷的意思。要是有人犯事被罚,别人就会说他:“今天干部看得起你呵?”

    万玉初到宣传队来的时候,显得十分破落潦倒,一根草绳捆着破棉袄,歪戴一顶呢子帽,悬掉得过高的裤脚下没有袜子,露出一截冻得红红的脚杆。还提着一杆牛鞭,是刚从地上回来。他很不耐烦的样子,说搞什么鬼呢,一下子不准他发歌,一下子又要他发歌,还要发到县里去,好像他是床脚下的夜壶,要用就拖出来,不用就塞进去。何部长从不做好事!

    其实这根本与公社的何部长无关。

    他神秘地问:“如今可以发觉觉歌了么?共产党……”他做了个表示翻边的手势。

    “你胡说些什么?”我塞给他一张纸,是关于大抓春耕生产的歌词,“今天记熟,明天就连排,后天公社里要检查。”

    他看了好半天,一把抓住我的手:“就发这个?锄头?耙头?扁担?积凼粪?浸禾种?”

    我不明白他的意思。

    “同志,下了田天天都是做这号鬼事,还拿上台来当歌发?不瞒你说,我一想起锄头扁担就出汗,心里翻。还发什么发?”

    “你以为请你来唱什么?要你唱,你就唱,你不唱就出工去!”

    “呵哟哟同志,如何这么大的脾气!”

    他没将歌词还给我。

    他的歌声未必像村里人说的那样好听,虽然还算脆亮,但显得过于爆,过于干,也过于直,一板唱上去,完全是女人的尖啸,是刀刃刮在瓷片上的那种刺激。我觉得听者的鼻窦都在哆哆嗦嗦地紧缩,大家不是用耳朵听歌,是用鼻窦、用额头、用后脑勺接受一次次刀割。

    马桥不能没有这种刀割。除了知青,本地人对他的歌声一致好评。

    知青更不同意他自我得意的化装,不让他穿他的那双旧皮鞋。他还要穿出他的灯芯绒裤子,甚至还要戴上一副眼镜。县文化馆来的辅导老师也说,大闹春耕怎么可以是个相公样?不行不行。他们想了想,要他打赤脚,卷裤腿,头上戴一个斗笠,肩上还要扛一把锄头。

    他大为不解:“肩锄头?那不像个看水老倌?丑绝了,丑绝了!”

    文化馆的说:“你懂什么?这是艺术。”

    “那我挑担粪桶来,就更加艺术么?”

    如果不是本义在场督练,争论不可能结束。其实本义也觉得锄头不大悦目,但既然县里来的同志说锄头好,他只能拥护。“要你肩你就肩着,”他对万玉大骂,“你这个家伙怎么醒得猪一样?总要肩个东西吧?不然在台上呆呆的像个什么?发起歌来如何有个势?”

    万玉眨眨眼,还是呆着。

    本义急起来,上去给万玉做了几个示范动作,撑着锄头,或者是扛着锄头,一会儿扛在左边,一会儿扛在右边,让他看清楚。

    以后几天的排练中,万玉打不起精神,支着他那把锄头站在一旁,形单影只。他比其他演员都年长一截,似乎也搭不上话。有些过路的妇女来看热闹,万玉到这个时候总有羞惭万分的表情,五官纠聚出一团苦笑:“大妹子莫看,丑绝了。”

    他最终没有跟我们到县里去。在公社上拖拉机的那天,左等右等,就是没看见他的影子。好容易看见他来了,又发现他没有带锄头。问他的锄头到哪里去了,他支支吾吾,说不碍事的,不碍事的,到县里再借。领队的说,街上不像乡下,家家都有锄头,万一没有借到合适的如何办?快回去拿!万玉还是笼着袖子支支吾吾没有动。我们看出来了,他硬是同那把锄头过不去,不想把它肩上台。

    领队的只好自己就近去借。等他借来时,发现万玉不见了,溜了。

    其实他从来没有去过县里,一直是很想去的。他早就在洗鞋子洗衣服,做进城的准备。他还偷偷地请求我,到时候一定要领着他过城里的马路——他最怕汽车。要是街痞子打他,他是肯定打不赢的。城里的女子好看,他东看西看也可能走失。他希望我随时挽救他。但他终于没有跟着我们去县城,决心与那把锄头对抗到底。他后来还解释,他对那些积凼粪、铲草皮、撒牛粪、浸禾种的歌词无论如何记不住,心里慌慌的,恼恼的,唱着唱着就想骂人,真到县城去唱肯定要出大事。他不是没有努力,甚至吃了猪脑子、狗脑子、牛脑子,还是记不上几句,一走神就滑到男女事上去了。他只得狠狠心临阵开溜。

    因为他的不辞而别,本义后来罚了他五十斤谷。

    这样看来,万玉在很多事情上不认真,在唱歌的问题上却相当认真。他在很多时候不坚定,对觉觉歌的倾心却无比坚定。他简直有艺术殉道者的劲头,情愿放弃逛县城的美差,情愿放弃工分并遭受干部臭骂和处罚,也不愿接受关于锄头的艺术,没有女人的艺什么术。

    洪老板▲

    收工的时候,我看见路边有一只小牛崽,没有长角,鼻头圆满,大眼黑亮,毛茸茸地伏在桑树下吃草。我想扯一扯它的尾巴,刚伸出手,它长了后眼一般,头一偏就溜了。我正想追赶,远处一声平地生风的牛叫,一头大牛瞪着双眼,把牛角指向我,地动山摇地猛冲过来,吓得我丢了锄头就跑。

    过了好一阵,才心有余悸地来捡走锄头。

    趁着捡锄头,我讨好地给小牛喂点草,刚把草束摇到它嘴边,远处的大牛又嚎叫着向我冲来,真是好歹都不吃,蠢得让人气炸。

    大牛一定是小牛的母亲,所以要同我拼命。我后来才知道,这只牛婆子叫“洪老板”,因生下来耳朵上就有一个缺口,人们就认定是罗江那边某某人的转世。那个当年叫洪老板的人左耳上也有个缺口,是个大土豪,光老婆就有七八房。人们说他上辈子作恶太多,老天就判他这一辈子做牛,给人们拉犁拖耙,还要挨鞭子,是还前世孽债。

    人们又说,洪老板投胎到马桥来,真是老天有眼,办事公道。当年红军发动农民打土豪,马桥的人开始不敢动,见龙家滩的人把土豪戴高帽了,还砍了人家的脑壳,并没有什么事,这才跃跃欲试。可惜的是,等到他们拉起了农会,喝了鸡血酒,做了红旗子,才发现时机已经错过:附近像样一点的土豪全部打光了,粮仓里只剩几只老鼠。他们不大甘心,打听来打听去,最后操着梭镖火铳过了罗江,到洪老板所在的村子去革命。他们没有料到那里的农民也革命了,同样喝了鸡血酒,同样做了红旗子,只是说洪老板是他们的土豪,只能由他们来革,不能由外乡的人来革。同样的道理,洪家的粮只能由他们来分,不能由外乡的人来分。肥水不流外人田么。两个村子的农会谈判,没谈拢,最后动起武来。马桥(不仅仅是马桥)这边的人认为那边的人保护土豪,是假农会搞假革命,架起松树炮就朝村子里轰。那边也不示弱,锣声敲得震天响,下了全村人的门板,抬来几架脱粒去糠的风车,堵住了入村路口,还粉枪齐发,竹箭纷飞,射得林子里的树叶刷刷响,碎叶纷纷下落。

    一仗打下来,马桥这边伤了两个后生,还丢了一面好铜锣,全班人马黑汗水流整整饿了一天。他们无法相信那边农民兄弟的革命觉悟竟然这样低,想来想去,一口咬定是洪老板在那边搞阴谋。对洪老板的深仇大恨就是这样结下来的。

    他们现在很满意,事情公平合理,老天爷让当年的洪老板来给马桥人背犁,累死在马桥,算是合理补偿。这年夏天,上面抽调一些牛力去开茶场,队上只剩下两头牛,牛也就特别累。犁完最后一丘晚稻田,洪老板呼哧呼哧倒在滚烫的泥水里,再也没有爬起来。人们摸摸它的鼻子,发现它没气了。把它抬回牛场宰了,发现它的肺已经全部充血,差不多每一个肺泡都炸破,像是一堆血色烂瓜瓤,被屠夫丢在木盆里。

    津巴佬

    兆青参加全公社修路大会战的时候,在工棚里是最不受欢迎的人。人家说他到工地上来,除了赤条条的一条龙,什么也没有带。人们所有的财物都被他共产。临到吃饭,发现筷子没有了,八成就是他抢先一步窃走,正在用来扒他的饭。发现毛巾没有了,必定是他刚才顺手扯走,此时正在什么地方,抹洗他骨头丰富的胸脯或阔大的鼻孔。知青在意他一口焦黄的牙齿,在意他长长的鼻毛,对他偷毛巾最为痛恨。把毛巾夺回来以后总要用肥皂狠狠洗几遍,还怀疑毛巾上残留着他鼻孔里的污秽。

    他厚着脸皮笑笑,反倒指责对方小气,有时更寡廉鲜耻地狡辩:“我又没有拿毛巾给婆娘洗胯,你这样怕做什么?”

    兆矮子什么事都往胯裆里说。哪个流鼻血,他就说你来了月水么?哪个去小便,他就说你探出头来看天呵?就这两句玩笑话,他可以百说不厌,也不觉得单调乏味。

    他还说到自己的儿子三耳朵,说到这个不孝之子勾引铁香私奔:“老子还没动手,他倒先一脚搞了个街上的婆子,你看气不气人!”

    女知青对他最为反感,每次出工都不愿意同他在一起。

    他在家里本来是从不用肥皂的。但他容不得别人有什么特殊,容不得世界上有什么东西可以逃脱他的探索。没过多久,他也对肥皂产生了兴趣,偷毛巾的时候连同肥皂一并捎带。洗得兴起,一条褂子就洗出轰轰烈烈一大盆肥皂泡,在肥皂的主人眼里实在是惨不忍睹。牟继生下工回来,发现自己刚买来的肥皂已经成了一小块,都认不出了,不免悲愤。“兆矮子,你这家伙一点道德也没有,侵占他人财产,犯法你知不知道?”

    兆拉长脸:“你吼什么吼?我是做祖爷的人了,孙子都放得牛了,都捡得柴了,用一下你的碱都犯法?”

    “你看你何事用的?赔,你赔!”

    “赔就赔!一块碱都赔不起么?老子赔你十块。你看你这样范。”

    旁边有人打趣:“你拿龙根来赔?”

    兆脸色炸红:“以为老子赔不起?老子的猪婆刚下崽,一天就要吃一锅潲,天看天地长膘,掐着日子就要出栏。”

    对方还是实事求是:“就算你的猪婆屙金子,也要你舍得呵。”

    “我就赔,就赔。脱了裤子赔渠。”

    牟继生跳起来:“裤子不要,你那裤子是人穿的么?”

    “怎么不是人穿的?缝了还没有一个月。”

    “婆娘的裤子一样,屙尿都找不到地方。”

    牟继生最蔑视乡下人的抄头裤——靠一根草绳勒着,没有皮带扣环,更没有什么线条,两个宽阔浩大的大裤筒,裤裆正反两面一个样。人们总是前后两面轮换着穿,于是后裆常常到了前面,鼓鼓囊囊向前隆出,给人一个下身接反了方向的感觉。

    “那你要何事搞?”

    牟继生一筹莫展,没想出兆矮子那里有什么看得上眼的东西,只好把一块碱的问题留待以后去解决。

    到这个时候,我们才明白为什么马桥人把兆青叫做“津巴佬”。津巴佬就是啬巴佬、吝啬鬼、小气鬼的意思。在马桥词汇中,“津”与“岩”相对。“岩”指呆笨或者憨厚,是山性的东西;“津”指狡猾和精明,是水性的东西,倒也同古人“仁者乐山,智者乐水”一说暗合。考虑到古代有河流的地方才有交通,才多商业,才会多出盘算和计较,用“津”字来描述精于算计的人,当然不无道理。

    我同兆青一床睡过几天,最不能忍受他的磨牙。每天夜里,他不知怀着对谁的深仇大恨,嘎巴嘎巴地咬牙切齿,彻夜不息,像不屈不挠嚼下了成吨的玻璃或者钢铁,整个工棚都随之震动。即使隔了好几个棚子,不眠人的神经想必也被他的牙齿咬紧和咬碎。我注意到,很多人早上起来都红丝入眼,眼皮松泡,头发散乱,手脚软软的,像经历一场大难一样疲惫不堪痛苦难言。如果没有兆矮子的磨牙声,大家恐不会吓成这样子的。

    兆青却若无其事,走路轻巧无声,有时还咧开一嘴黄牙笑一笑,把夜晚的仇恨掩盖得不露痕迹。

    我提到这件事。他好像有点得意:“你没睡好?我何事没听见?我睡得连身都没有翻。”

    “你肯定是风重了,再不就有一肚子虫。”

    “是要看看郎中。你借我点钱,三块、五块都行。”

    又是借钱。经过几次有借无还的惨痛教训,我现在一听就冒火:“你还好意思开口?我开了银行?”

    “就借两三天么,两三天,猪一出栏我就还。”

    我不会相信他。我知道,不仅是我,几乎所有的知青都在他面前失过手,钱一出手就很难回头。借钱似乎已成了他的一种爱好,一种趣味,一种事业,一种与实际目的没有多少关系的娱乐——常常在他并不需要钱的时候。有一次他情愿被黑相公骂得狗血淋头,上午借了他一块钱,下午在他的拳头之下原物退还,什么事也没有干。当然,借钱本身就是事,一张票子在自己的衣袋里暖了几个时辰,心里可以十分踏实和愉快。“钱和钱一样么?”有一次他认真地说,“用钱没什么了不起,是人都会用。用什么样的钱,如何用得快活,那才是讲究。”

    他又说:“人生一世,草木一秋,钱算什么东西呢?人就是要图个日子快活。”

    倒说得很有哲理了。

    他磨牙依旧,最后只能被我忍无可忍地驱逐,搬到另一个棚子里去。其实他没什么东西可搬,没有被子,没有箱子,没有碗也没有筷子,甚至没有自己的扁担和锄头。对他不怀好意的一身清白,没有任何一个工棚的人愿意收留,连他的一位同锅堂兄,也嫌他一床草席都没有,不愿与他共床合伙。好长一段日子过去了,他还没有找到自己可以归宿的窝。

    这不要紧,他还是每天都活着,尖尖细细地活着。一到落黑,黑夜沉沉挤压出他的卑微。他尽量洗干净脑袋和手脚,尽量堆出可爱的嬉皮笑脸,一个个工棚串过去,暗暗寻找目标,半求半赖地见空床就上。你一不提防,他就钻到床角去了。你再一迟疑,他就佯作鼾声呼呼了。你怎么骂他打他,怎么揪他的头发和耳朵,他就是不睁眼,就是不动。

    你打死他吧。

    他个头小,精瘦如干蛤蟆,睡在床角似乎只有小小的一撮,加上曲背缩脚,倒也占不了多少地方。

    如果哪一天众人提防得紧,他实在找不到容身之隙,就会在某个避风处架两条扁担,扁担上和衣度过一宵。这是他的一门绝技。他甚至曾经表演过在一条扁担上睡觉的本领,呼呼睡上半天,纹丝不动,不会掉下来,一条背脊骨,足以让踩钢丝的杂技演员瞠目。

    他情愿每天晚上施展他的扁担功,决不愿意回家去搬来一床草席。有点奇怪的是,他寝霜宿露,从没有发过什么病,反而永远精神抖擞如一只小公鸡。我每次醒来的时候,他早就忙开了,坐在朦胧的晨光里搓什么草绳或磨锄头片子。我睡眼惺忪到工地上的时候,他肯定早已干出了一身汗。太阳出来了。太阳燃烧着大地上弥漫无边的雾气,给兆矮子全身镀上橘色的光辉。我特别记得,他挖土的动作很好看,沉重的耙头不像是他扬起来的,而是自动弹跃起来的,随着他的步子,一步一道轻松的弧线,抑扬有致,刚柔相济。耙头落下来的瞬间,手腕一摆,耙头顺势转过来,将土疙瘩准确而及时地击碎。他的双脚虚实交替,均匀地踩在节拍上,决无拖泥带水的动作,决无时间和气力的丝毫浪费。他的动作不可以个而论,所有的动作其实就是一个,不可分解,一气呵成,形随意至,舒展流畅,简直是一曲无懈可击的舞蹈。他低着头,是橘色光雾中优雅而灿烂的舞星。

    这台出工机器的工分当然最多,如果是记件工的话,他常常一天做下人家两三天的工,让大家眼红而且不可思议。尽管如此,他仍然在扁担上过夜。我后来才知道,他平时在家里也是这样过的——他娃崽七八个要吃,两张床上的破被子要盖着娃崽,实在轮不上他。

    计划生育运动开始的时候,他是重点结扎对象。他对此最为不满,说共产党管天管地,怎么还管到裤裆里来呢?

    后来还是乖乖地去了公社卫生院。关于为什么是他而不是他婆娘去结扎,说法很多。他说婆娘有病,扎不得。别人则说他担心婆娘偷人,扎了以后容易瞒天过海。还有人说,什么呵,结扎的人每人可以享受政府奖励的两包葡萄糖和五斤猪肉指标,兆矮子从未吃过葡萄糖,所以争着去挨一刀,也享受一回。

    十多天以后,他出门了,上工了,脸皮刮得青青的,脸色也红润了许多,好像葡萄糖真他娘的有神效。后生们笑他,说都是婆娘去扎,哪有男人去扎的?一刀割下去,不成了个阉倌子么?他急得不行,说政府保证过绝无此事,见众人还不信,便把裤子扯下来让大家参观,一洗自己的不白之冤。

    黑相公与他有肥皂之怨,不想放过他,说那家伙模样虽说没怎么变,天晓得还管不管用?怕是个有名无实吧?

    兆青说:“小子,把你的霞妹子叫来,你就晓得它管不管用了。”

    霞妹子是一位女知青,黑相公刚刚打上主意的对象。

    黑相公红了脸:“他这个鳖耍流氓。”

    兆矮子慢慢扎裤头:“说你的霞妹子你就心痛了吧?你霞妹子那么圆的屁股,不是让人……”

    话还没有说完,黑相公冲到他面前,一个蒙古式摔跤的背包动作把他放倒。他抬起头来的时候蒙着满脸的泥。

    泥脸爬起来跑得远远的,破口大骂:“崽呵崽,崽呵崽,老子的孙都看得牛了,老子是刚动了手术的,刚出院的病人,连公社何部长都来慰问我,说我为国家作了贡献,你敢打?你敢打?……”

    他捂着肚子回家,放出话来,他被打出了内伤,服草药花了五块多钱。他已经拿走黑相公的一把锄头,权且抵三块吧;一条毛巾抵了五角——黑相公还欠他两块多,不还是不行的。

    他的结扎手术,从此成了他在任何事情上要价的理由,成为他到处通行的优待证。他今日要犁田(犁田的工分高),是因为他扎了;他明日不犁田(榨油的工分更高),也是因为他扎了;他今日要秤杆翘(队上分谷的时候),是因为他扎了;他明日要秤杆跌(给队上交家粪的时候),也是因为他扎了。他居然一直很成功,甚至企图把这种成功扩展到马桥以外的地方。

    他同复查一起到县里去买种子,在长乐街上班车。他坚决不买车票。他不是没有钱,公家的钱,不是他身上的肉。但他对钱出手有本能的反感和痛恨,对任何票价都愤愤不已。“一块二?哪里值得一块二?就这几步路,顶多两角钱!”

    他一口咬定。

    售票员好笑:“哪个请你来坐呵?你要坐,就是这个价,不坐,赶快下去。”

    “三角,三角算了?四角?四角五?”

    “国家的车,哪个同你还价?”

    “这就怪了,做生意哪有不还价的?我们那里买担粪,都有个商量好打。”

    “你去买粪呵,没人请你来坐车。”

    “你这妹崽是什么话?”

    “快快快,一块二,拿钱来。”

    “你你你们要这么多钱做什么?我就不相信,这么大一只汽车,多坐个把人,未必车轮子就要多转一下?”

    “下去下去。”对方不耐烦地把他往下推。

    “救命呵,救命呵——”兆青死死攀住车门,一屁股坐在地上,“老子刚刚扎过的,公社干部都来慰问过我,你敢不让我坐?”

    司机和售票员同他说不清,满车的乘客也急得喊成一片,要司机快点开车。复查有点怕,赶忙掏出钱来,把票买了。

    事后,兆青的脸色一直不好看,把车窗拨一拨,把座垫揪一揪,愤愤地吐痰,到了站也不下车,被复查喊了几次,发现自己已经是车上最后一个人了,还迟迟不肯钻出门。“夷边人就是拐。两斤肉的价钱,就坐这一泡屎的工夫。”

    口里不干不净地骂了一通。

    从县里回来,他说什么也不坐班车了,对一切班车也满腔怒火,路上每看见一辆,就“臭biao子”、“贼嬲的”之类叫骂一通,唾沫星子朝风驰电掣的汽车追过去。到后来,一切汽车都在他的憎恶之列,都要被他恶狠狠地瞪上一眼。走到黄市,一辆吉普轧死了农民的一只鸭,司机不肯赔,同鸭的主人拉拉扯扯,不**兆青的什么事。他不知哪里来的冲天怒火,从围观的人群外挤进去,二话没说就是一拳,打得司机向后仰坐下去,鼻孔立即流血。围观的人本来同情鸭子的主人,怯于司机的威风,还不怎么敢说话,一见有人带了头,立即冒出一片喊打声,吓得司机和他同伙的脸都白了,赶忙掏出钱来消灾。

    吉普慌慌地跑了。鸭主人对兆青满心感激,说这个司机是县政府的,以前经常来这里,是大名鼎鼎的一霸,刚才不但不赔鸭,还说鸭子妨碍了战备任务。要不是兆青仗义,司机说不定就把他抓到县里去了。

    兆青没注意旁人的感激和敬佩,也没大注意县政府意味着什么,还在气呼呼地后悔,说吉普车溜得太快了,早知道这样,就应该找一根扁担撬住轮子。

    他和复查继续赶路,想搭一搭顺路的拖拉机,拦了几次,都被拖拉机司机拒绝,只好在热气逼人的公路上走着。复查一路上走得大汗淋头,忍不住埋怨:“反正是队上出车钱,你硬要省下来做什么?这不是,自己找苦吃!”

    “贵得不平民愤么!”兆青是指车票价,“我这个人可以少吃点,可以少穿点,就是心里怄不得气。”

    一个又一个公路牌数过去了。他们渴得喉眼冒烟,碰到一个路边卖茶水的摊子,牌价是一分钱一碗。复查喝了两碗,要兆青也喝。兆青白了他一眼,没说话,只是曲缩着身子在树阴呆坐。接下来,他们冒着日头又走了十来里路,路过一口水井,兆青这才从路边窑棚那里借来一个碗,一口气喝了八碗,喝得自己水嗝翻滚两眼翻白口吐涎流,差一点没接上气。他大嘘一口长气,得意地教导复查:“醒崽哎,我说你龙根毛还没长齐,不晓得过日子的艰难辛苦。我们这号人,就算赚不到别人的钱,赚自己的钱还是可以的呵。”

    队上给出差的人一天补助五角钱的伙食。兆青饿着走了一天,留了个整数回家,还得了路边窑棚里的一只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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