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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体制的原因，华夏的“官”与“民”从来就是分裂为两个体系的，用戏剧语言来说，就是“两股道上跑的车”，互不相交，互不相干，互不相属。
从官的角度看，华夏是流官制，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干几年就要挪地方；同时，华夏对官员的考核，从来是来自于上级，或升或迁，都是由上级说了算。也因为如此，“面子工程”就出来了，上级管那么多地方，他有看到什么，他最多也只能走马观花，看到面子上的东西，也因为如此，后世流行一种“数字出官”的说法。
“数字”即“GDP”。我们不怀疑这个数字的真假，姑且算是真的吧。我们设想一下，这个真实的数字，对老百姓的意义在哪里？网络上有个笑话，是讲某几个笑星的对答。
赵笑星：请听题，你房子的面积是10平米，你邻居的房子从0平米变成了100平米，请问你的住房面积增加没有？
范笑星：没有。
高笑星：错！你的平均住房面积增加了45平米。
这个笑话，普通人一听也就一笑了之，因为这就是现实的“无奈”；但是，这个笑话的经济学意义却截然相反。
从宏观经济学的角度讲，华夏形势一派大好，神马神马我们去年增长了多少多少。
从微观经济学的角度讲，每一个数字变化的背后，就意味着一部分人，甚至大部分人生存条件的恶化。
真要说住房面积的增加，这样的数字才有意义：华夏有多少户人口（有数据的），有多少户住别墅？有多少户住大房子，有多少户住小房子，有多少户是按揭买房，有多少户还没有房（要统计很容易），去年或今年，有多少人第一次搬入了新居，有多少人换了别墅？
对于基层干部来说，一年或者几年都难以见到县委书记，县委书记对一个乡的认知，最多是来自于地图上的名字，或者官员名单，此外，则只有报表上的数字了。
这是从官的角度讲，华夏的传统，决定了官只会对他的上官负责，至于下面的“民”，原则上抹平，不出事就行。
再从民的角度分析，民与官并没有直接利害关系，因为官的工资由上级发，因为官说不定哪天就走了，即便自己给官送点礼，也给自己换不来实际的发处，官不可能直接把好处给自己，因为管着自己的并不是官，而是乡村治理结构最重要的一环：村——支书和村长。
譬如，我家要翻修房子，要批点宅基地，这个，找官是不行的，得找支书或村长；他们批了后，才能拿到乡上找官批，而一般情况下，官都要批，否则，就会造成官与支书、村长的对立，不利于官开展工作，当然，官也不了解我家的情况，原来的房子是宽还是窄，是否够住的问题，他只能以村上批的文件为依据。
譬如计划/生/育，真正了解情况的，是村支书、村长以及妇联主任神马的，官，是不了解情况的，即便你挺着个大肚子走到官员面前，哪怕你就是二胎、三胎，他知道吗？说不定，他一高兴还会祝贺你两句，要生个大胖小子呢。
此外，在这个特定的时代，甚至到了21世纪，村民的命脉也被支书和村长抓在手中：困难补助，由村上说了算；项目扶持，由村上说了算；是否出工出力（以工代赈，相当于义务工，譬如某著名的渠，就是这样建设起来的），由村上说了算；你家男人是否结扎（计生专业词汇），你家女人是否安环（计生专业词汇），你家老人的坟地（干涉较少，但亦有），你家孩子是否能上初中（推荐上学年代）等，没村上表态，神马都没有。
在特殊年代，如果一个农民想要进县城（需要在县城住一天那种），没村上的“路条”，连村子都出不了。
一句话，村，拿捏着村民的所有经济与政治前途，关系不错的，每有好事都能轮上你；关系差的，每遇不好的事肯定跑不了你。
而这又涉及到另外一个问题，即家族问题。一般而言，如果你姓张，即便华夏第一大姓，但在斑竹河村却只有你一家或三两家人，你想当村长或支书？想都不要想！因为人都不是傻子，自然知道其背后的实际利益有多少。
试问：在这种情况下，一个普通村民敢向赵无极说真话吗？你干得好，三两年就走了，留下村民祖祖辈辈在这儿受支书或村长的打压？
或许有人很天真地问：难道，农村就没有法律了？农村当然有法律，如果你当众杀人肯定也要被判刑！但是，你家的猪今天被毒死了，你家的鸡明天不见了两只，你家的瓦房后天被一块石头砸了一个洞，你找谁，找警察给你赔鸡和猪？R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