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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充满了自豪感和成就感，科举制度因为自己的推动，比真正的历史提前了四百年，这份成就感，岂是一个爽字所能形容的。
文远在前世经常听到这样一句话，二十一世纪最贵的是什么，人才，这句话放在一千八百年前的汉末三国时代同样是真理，一套优越、公平、合理、有活力的人才选拔机制，对于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來说都是至关重要的，尤其是公平、有活力这两点。
自古以來当官就是下层阶级步入上层的主要途径，只有公平、有活力的人才选拔机制才能让有心做官的人才看到希望，而这将直接影响到这个国家、民族发展，这也是文远为什么不惜花费巨大的人力、财力，推动科举制度代替察举制度的原因，从立下宏愿要让华夏民族变得更强大之后，文远就将筹备科举制度的事情当作手头上重中之重的大事來办。
一个新事物代替一个旧事物，总是因为有新生事物相对旧事物的种种优越，科举制度相对察举制度同样也不例外。
察举制度，就是由地方长官在辖区内随时考察、选取人才并推荐给上级或中央，经过试用考核再任命官职的一种人才选拔制度。
察举制度的出现，主要是由于汉高祖刘邦在争得天下之后，为了适应政治形势的改变而创建。
当时天下初定，刘邦深谙马上打江山，不能马上坐江山的道理，治理国家需要许多出色的治政人才，便广开求贤诏，选拔品德高尚、学识出众的人才，品德高尚、学识出众这两项标准，就成了察举制中最重要的两个选取科目：孝廉和茂才。
察举制度有岁举常科和特科，岁科当然是帝国长久需要的人才，特科则是按照当时的需要临时举荐，为帝国提供分门别类各种专业性或者特长的人才。
除了孝廉、茂才这两个最重要的岁科之外，岁科还有廉吏、光禄四行两科，特科则比较杂，有贤良方正、贤良文学、直言极谏、孝弟力田、明经、明法、明阴阳灾异、勇猛知兵法等等，这一系列的察举科目，为大汉举荐了许多历史上定定大名的人才，远的左雄、晁错、董仲舒、东方朔等这些大汉名臣自不必说，就是汉末三国如此谋主如云、将星如雨，就是和察举制度都是离不开的。
不得不说，察举制在两汉的运用是相当成功的，首先由于察举科目多，选拔范围广，为有才干的士人提供了很多晋身仕途的机会，其次由于察举制度执行相对严格，对举主和被举者均有赏罚，特别是举主，不得不谨慎行事，因而减少了滥竽充数的情况发生；其三是选拔与考试相结合，为被举者提供了公平竞争的舞台，使真正优秀的人才有脱颖而出的机会，比方说主父偃、东方朔、司马相如这些原本出身微寒之人却能得到汉武帝得到重用，这在过去世卿世禄制、军功的选拔体制下就是根本不可能的。
如此诸多因素推动下來，使得汉时呈现出“群士慕向，异人并出”的勃勃生机，也造就了成就璀璨的四百年巍巍两汉。
但是察举制虽说有这么多的有点，却也有不少严重弊端。
其一，察举制下，察举的科目虽多，虽然察举科目很多，但天下之大，贤人之众，不可能把所有贤人都推荐给朝廷，仍有许多不为人知的贤才被埋沒在乡村野氓中，终身未得任用，造成了人才的流失和浪费，两汉由察举而成为官吏的士人只占总官吏人数的极少部分。
而且有许多小人利用察举机会，或贿赂或靠关系千方百计使自己成为被察举对象，还有，被察举者因察举人而走上仕途，必对察举者感恩戴德，并为之效命，这样极易产生宗派行为，形成地方集团。
其二，对士人道德品质的考察是察举制的前提，但这不易作好，因为很难对人的道德品质作出中肯的评价，人的道德品质须通过对他言行的长期考察才能得出较客观的评价，而且这种言行还可能是假的，抑或他以后发生蜕变，这样的例子举不胜举，王莽篡汉前，谦恭至孝，有很大的声誉和威望，后來却成为篡汉的历史罪人，正所谓“向使王莽身先死，一生真伪谁复知，”。
其三，察举制广泛推行，地方乡闾因之有了评议之风，“清议”名士好品评臧否人物，不重实际，空发议论，这种恶劣风气还遗留给了后世，在魏晋时尤为明显，“清议”名士中有许多是“刻情修客，依倚道艺，以就声价”者，清议成了这些伪君子攫取名利、捞取政治好处的资本。
其四，察举制在其后期，弊端日益严重，到东汉中后期，地方选举权被少数公卿大臣、名门望族所控制，他们选士任官往往推荐名望家庭的子弟而不管其学问品质如何，如此使得察举范围越來越狭窄，被察举者也大都名不符实，这就有了“举秀才不知书，察孝廉父别居，寒素白浊如泥，高第良将怯如鸡，”这种充满讽刺性的诗句，尤其是到了察举制的后期，天下形成了不少了“四世五公”、累世公卿”、“累世经学”的官僚门阀集团，此时的察举制已蜕变为变相的世袭制，成为那些公卿大族维护自己势力，维持特权的工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