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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川；另一边则是一口一个“祖宗之法不可变”、皇帝做什么事情都必须遵照祖宗之法的文君实。
远近亲疏，一目了然。
皇帝会喜欢谁，还有疑问吗？
如果说原本王文川在皇帝心中的好感度是60，文君实是40，那么现在，王文川的好感度暴涨到了100，而文君实则只剩了10。
找到了这个退破口之后，楚歌的目标就很明确了。
那就是：明目张胆的党争！
按理说，皇帝本该是最不想见到党争的人。
因为一旦党争，就意味着某一党胜出后，会产生巨大的影响，反过来进一步压制皇权。
之前两派势力均衡的时候，你们尚且把朕压得死死地，现在一派倒了、朝堂中全都变成了另一派的人，那朕还不得当场退位？
但现在楚歌要搞的党争，却并不会招致皇帝的激烈反对。
其一，是因为他已经给出了足够的诚意。
楚歌先拿出了官制法，主动让出了一部分相权，这已经让皇帝觉得他是个没有野心、十分听话的臣子。好感度拉满以后，皇帝自然不会觉得王文川会对他有很大的威胁。
其二，是因为他把党争，包装成了为皇帝集权扫清障碍。
楚歌提到了阿云案，就是借这件不起眼的案子，将新旧两党之间的矛盾，转移为旧党和皇帝之间的矛盾。
意思就是说，咱们先不谈变法的事，看看阿云案这件小事。
阿云案里，可是有陛下手谕的！
我们新党，其实是为陛下办事的。陛下手谕说了要减刑，我们就减刑了；同样，陛下要变法，我们就变法了。我们做的一切，其实都是为了陛下。
而旧党呢？陛下今天想赦免一个弱女子，他们不同意；陛下想变法，他们又不同意。
一口一个祖宗之法，那意思是不是说一切按照祖宗之法来就行了？一切交给他们这些旧臣去办就行了？皇帝说什么都不好使了？
这样一来，就把旧党进一步推到了皇帝的对立面上，让皇帝更加讨厌他们。
既然皇帝已经讨厌他们了，那么这就不是党争，而是皇帝在消灭不听话的大臣。
其三，是因为他留足了余地。
楚歌说了，凡是在阿云案中不支持皇帝的，凡是不支持新法的，都是打击对象。
先从小杂鱼开始办，然后再一步步地把朝中重臣也给赶走。
但打击完了之后呢？
如果楚歌说，这些位置空缺出来之后，由新党的成员来顶上，或者更进一步，由他来决定谁来顶上，那皇帝肯定会警觉。
这不还是在培植王文川的势力吗？
但楚歌已经把人事任免权交了出去，谁来顶替这些空缺，是皇帝说了算。
总而言之，在皇帝看来，打击哪些官员，是他决定的；提拔哪些官员，也是他决定的。
既然如此，那还有什么朋党？有什么威胁？
掌控一切的感觉，多么快乐。
这就是楚歌展现在皇帝面前的，那九成的阳谋。
但还有一成，他没说。
那就是这样一番操作之后，到了后期，他仍旧可以实现架空皇帝的操作。
因为在处置这些旧党的时候，他会下死手，让他们再也没有任何回来的机会。
表面上，皇帝可以随意任免、提拔官员，皇帝自己多半也会以为他随时可以提拔别人制衡王文川，一切尽在自己的掌握之中。
但在其他的官员看来，就不是这么一回事了。
他们只会看到，旧党在皇帝和王文川的打击下，兵败如山倒，而且全都被王文川以残酷的手段清算了。
这时候，他们想入朝做官，想提拔升迁，还能有其他的选择吗？
只能选择站在王文川这一边，成为新党的支持者。
而等他们被提拔的时候，他们是会念皇帝的好呢，还是会念王文川的好呢？
哪怕这种提拔是皇帝亲自做出的，这些官员心里也会想，自己的官位实际上是王文川给的。
因为他们根本无从分辨，皇帝如此果决，到底是为了支持新法呢？还是为了支持王文川呢？
其实都不是，皇帝是为了自己的权力。但那些官员们，恐怕很难意识到这一点。而即使意识到了，也做不了什么。
总不能上疏痛骂皇帝吧？这种事情就算看出来了，也不能到处乱说啊！
久而久之，皇帝表面上掌握着官员的任免权，但整个朝廷中全都是王文川的人，他任免谁，又有什么区别？
到了那一步，楚歌就可以肆无忌惮地推行新法，不用再担心有什么反对和质疑的声音。
什么？还是会有？
不会有的，因为到了那个时候，楚歌不会让这些声音传到皇帝的耳朵中。
连欺上瞒下都做不到，还算什么权臣？
当然，楚歌也知道，哪怕这样做了，他扮演的王文川也不可能成为无冕之王，也不可能真的彻底架空皇帝、想做什么就做什么。
因为这个皇帝不是小孩子，他正值壮年，仍旧牢牢地掌握着权力。
齐朝毕竟不同于以往的那些朝代，制衡的因素太多了。
哪怕整个朝廷都是王文川的人，若是有朝一日皇帝真的下定决心要干掉王文川，也还是有办法的，只是需要很长的时间而已。
就像严茂青能把持朝政四十余年，是因为皇帝不想干掉他吗？实在是太顺手了，舍不得而已。真想办，也还是能办的。
但就算有朝一日皇帝真的下定决心了，像对待历史上的那些权臣一样，把王文川开棺戮尸了，又如何？
这漫长的时间，足够楚歌做很多事情了。
终于，皇帝被楚歌的这一番画饼，给彻底征服了。
“那么，依王卿之见，朕该从何做起？”
楚歌稍微顿了顿，然后说道：“请官家借臣武德司一用。”
……
楚歌回到府邸之后没多久，武德司的一把手，提举刘知恩就到了。
这位大宦官的脸上，显然写满了疑惑和不解。
因为他实在想不通，皇帝让自己来找这位拗相公，到底是为什么。
楚歌微微一笑，对刘知恩说道：“刘提举，请坐。”
所谓的武德司，就是齐朝由皇帝直属的特务机构。
与大盛朝的锦衣卫不同，武德司的权力其实非常有限。因为齐朝有“刑不上大夫”的祖训，文人的环境十分宽松，基本上没有受到特别严重的迫害。
即便武德司揪出了不法之人，还得将嫌疑人送到大理寺去定罪。
而当时的环境，就连皇帝都拿这些士大夫没什么办法，更何况是武德司。
所以，这时的武德司虽然是一个特务机构，既管宫禁宿卫，也管刺探监察，但实际上对朝堂上的事情却根本发挥不了什么作用，在历史上的存在感十分稀薄。
而在齐朝，这个机构可以说是狗都嫌。
在朝中，武德司直属皇帝，不接受任何大臣的管辖，所以包括文君实在内的大臣屡次上书弹劾痛骂；在民间，武德司也被百姓鄙夷，但凡有点出息的人都不会去武德司任职，更别说是有才学的进士了。
这就导致武德司的成员，或者外围成员大多是一些地痞流氓，打着皇帝的旗号狐假虎威、欺行霸市、无恶不作，败坏了武德司的名声，也让皇帝在士大夫面前抬不起头来。
皇帝也不想取消武德司，于是最终只好妥协，将武德司活动的区域局限于京城。
楚歌虽然向皇帝保证了要扳倒这些旧党，但具体怎么扳，还是得好好考虑一番。
直接蛮干肯定是不行的，如果一个官员本身没有犯罪却强行给他罗织罪名，那就做得太明显了，也很容易被其他的旧党给群起而攻之。
到时候皇帝也会下不来台。
而如果有罪证的话，这种事情办起来就名正言顺了许多。
想要搜集罪证，或者编造罪证，武德司都是必须要拿在手里的一个机构。
自齐朝建立一来，武德司就一直发挥着作用，也一直在挨文官士大夫的骂。
在原本的王文川看来，这显然是个令人生厌的特务机构，不可能有什么好脸色。
但在楚歌看来，武德司恰恰不是做得太多了，而是做得太少了。
这个机构，根本就没有发挥出它应有的作用。
想到这里，楚歌扮演的王文川直接把一份奏折扔到刘知恩的手上。
刘知恩愣了一下，仔细一看。
《论武德司巡查亲事官札子》，作者，文君实。
这是文君实之前向皇帝弹劾武德司的奏折。
刘知恩粗略地扫了一眼，抬头看向楚歌扮演的王文川：“王相，你这是……”
他彻底被不按套路出牌的王文川给搞疑惑了。
楚歌微微一笑，摘了奏折上的一小段念了出来：“‘臣等伏闻，武德司潜遣逻卒，听市道之人谤议者，执而刑之。又出榜立赏，募人告捕诽谤朝政者。臣不知自古圣帝明王之政，固如是耶？’
“这是文谏议之前弹劾武德司横行不法、恣意妄为、构陷诽谤、因言罪事的奏折。
“刘提举，若是官家真的听了文谏议的话，废了武德司、将武德司中的不法之人全都缉拿严办，你又要如何自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