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韪”的事。不管他将来统治能否成功，他们父子都会因在无“大过”的情况下“易储”和“夺嫡”而受到历史永远的指责。父亲不到万不得已不会走这步棋。事实上，有一段时间里，特别是在杨勇为杨坚生了一个健康的长孙之后，杨广几乎已经放弃了竞争储位的希望。他已经开始安排自己的后路，一度做好了以一个恭顺亲王了此一生的打算。
像其他几次奇妙的体验一样，在这个特殊的时刻，他心里再一次充满了对命运的感激，这次非同寻常的心想事成再次让他感觉到自己与上天的神秘联系。在向父亲谢恩叩头时，他其实也是在向上天行此大礼。虽然已经做了足够的心理准备，杨广还是没有想到他会如此激动。是啊，三十年的生命，其实只为等待这一时刻！他人生之路上那块最大的阻路石终于被掀开，他的未来看起来是那样瑰丽诱人。巨大的幸福感让他心神激荡，简直把握不住自己。
然而，内心的激荡从来没有出现在他的脸上，人们看到成为太子后，杨广变得比以前更加谦恭、和气了。新太子与前太子在东宫中的所作所为，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在进入东宫前，博览经史的杨广已经总结出做太子的秘诀：储权是世界上最不稳定的权力。一个明智的太子应当主动把自己当成老皇帝意志的囚徒。他不应该沾染任何可能危及皇权的事，不结交外臣，不干预国政，没有任何引人注目令人窃窃私语的举动。只有极度的小心、恭谨、谦退乃至一定程度上的违心、作伪、装聋作哑作为储权与皇权间的润滑，才能使冲突不至于伤害到自己。
在册立太子大典上，为了表示自己的节俭和谦退，他请求免穿与皇帝礼服相近的太子礼服，并且请求以后东宫的官员对太子不自称臣。杨坚欣然接受。
成为储君之后，他闲居东宫，以读书、写诗、礼佛为务，处处事事看父皇脸色行事，不越藩篱一步。原来那个热心政事、精力充沛、一天也闲不着的江南总管如今突然变成了闲云野鹤，优哉游哉。他本是非常虔诚的佛教徒，对佛理佛法深有研究，此时既有闲暇无处打发，干脆静下心来编撰了二十卷《法华玄宗》。那个因到晚年变得更加多疑乖戾的父皇正忙着大开杀戒，屠杀、废黜、关押了一大批不放心的权臣，其中甚至还有他的四弟蜀王杨秀，却从来没有把怀疑的目光投到这个息心佛域、参玄悟道的太子身上。
古往今来的太子，没有几个能比杨广做得还成功。事实上，从懂事起，他就习惯了紧张的满负荷的生活节奏，东宫岁月表面上看起来悠然自得，实际上这种生活对他来讲是最大的折磨。在写给最好的朋友、正在北部边疆备战的将军史祥的一封信里，他不经意间流露了自己的一丝落寞：
“近者陪随銮驾……备位少阳，战战兢兢，如临冰谷。……比监国多暇，养疾闲宫，厌北阁之端居，罢南皮之驰射。……亲朋远矣，琴书寂然，想望吾贤，疹如疾首。”（《隋书?列传第二十八》）
不过，他只是把这丝寂寞寄托在文字中，在老皇帝面前，他的表情从来都是安详凝重。杨广深知，他所有的任务只有一个，就是等待。
隋朝是国富民穷，唐宋是国穷民富。做为皇帝来说，杨广算是有理想有抱负有能力的了，只是把百姓榨得太狠，不然，有李家什么事？多说两句，崇祯算是有理想有抱负的皇帝，能力欠缺了。
杨广的问题不是昏庸不办事，而是恰恰把事情办得太多了。皇帝要办事只需要发圣旨，老百姓却要出钱出力甚至破家丧命。老百姓只有在自己吃得饱穿得暖的前提下才会对国家建设和领土扩张感兴趣，最差也要让人切实感到这种希望。杨广办得很多事都算得上丰功伟业，但他在办这些事的时候根本不考虑体恤民力，只是一味好大喜功。在这点上，他和秦始皇的性格非常相似。结果是消耗了百姓，成就了皇帝。虽然绝大多数老百姓不具备造反的能力，但是一旦有人带头，愤怒突破上限的老百姓们就会为造反者提供源源不绝的兵员和后勤，唐太宗“水能载舟，亦能覆舟”之言的来源即此。杨广是自己说话，百姓办事，他的丰功伟绩都是建立在老百姓的血泪之上，使他对不起老百姓，而老百姓可没有一丝一毫对不起他。为什么大唐不能享受隋朝的建设红利？这红利是老百姓用自己的双手和血汗一点点挣来的，老百姓能接受把这个红利交给谁，就交给谁。大唐能得百姓拥戴，说明大唐，至少初唐是真正看重老百姓的利益的。老百姓不会管你是为了李家天下还是普通民，给我活路让我安居，我就把一切都交给他。唐高祖、唐太宗能做到这一点，就是本事。不要以为轻徭薄赋、息兵养民就是简单事情，单单克制住帝皇的功业心，就已经是十分难得。杨广文武双全，也确实做了很多事情，后人不能忽视他的功劳。但是他肆意放纵自己的功业心，不以百姓为念，专一好大喜功，惹得民怨沸腾，就是他的罪过。特别是在天下初平，人心思定的时候，这样的作为更是与天下为敌，这才是隋朝二世而亡的根本原因。至于什么好淫无度等等，这些东西老百姓根本不在乎，所以所谓真假，更多是史学家感兴趣，我个人是没心思拿这种话题来翻弄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