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脚迈出书斋，说话行事，他就恣睢放纵，常常会做出些令“高级食肉动物”极端头痛和难以收场的事情。他有包天巨胆，不怕杀头，不怕坐牢，想鸣就鸣，想吼就吼，想骂就骂。
正因如此，陈文强便担心“章神经”大嘴巴一张，把邹容给说出来。嗯，这种可能性是很大的。毕竟思维模式不同，陈文强断不会自投罗网或坐以待毙，而很多人却乐于舍生取义，希望得到生命亲证与道德承当的机会。
所以，陈文强不奢望在短短时间内便改变了邹容由来以久的思想，他要预先安排，使邹容暂时避开这场即将到来的惊涛骇浪。而日本的来信，则使他有了相对合理的借口。
“邹小弟，你不必过于担心。”为了使邹容能安心跟随自己去日本，陈文强开始半真半假地进行劝慰，“《苏报》报馆是在租界，满清想报复，哪有那么容易。工部局要维持他们国中之国的权威，不会完全听命于清廷。如果向满清政府妥协的话，就会破坏租界在中国享有的治外法权，导致中国本土审判权的复归，这在西方国家内部也会引起很大的争议。”
邹容露出愤激的神情，咬了咬嘴唇，沉默不语。这确实是个非常矛盾的事情，也让人产生复杂的情感，既为列强粗暴践踏中国司法主权而愤慨，却也希望租界能成为革命者的避风港，更希望满清王朝的绝对威权无用武之地，使其不能再大逞淫威。
“我要去日本走一趟，缺个翻译。”陈文强用征询的目光望着邹容，“希望你能陪我，这将是一次很有意义的远行，一种能救千万人的新药可能就此便会诞生。”
邹容犹豫了一下，说道：“如果只是翻译的话，我可以推荐一两个。现在这个时候，我还是想留在上海。”
“在上海你帮不上什么，在日本则不同。”陈文强继续劝说，除了把苏报可能遭到打击的严重性大大降低外，还说出了另外的理由，“听说在东京，以梁启超为首的保皇派的气焰十分嚣张，极力夸大革命的危害。以邹小弟的学识和激情，我觉得更应该去东京，增加反击的力量。”
明治维新后，日本埋头苦干，励精图治，在甲午战争中战胜中国，获得大量赔款，为国家发展输入了大量血液，可以说日本是吸中国人民的血发展起来的。到1902年，日本已然以发达国家自居，日本又与老牌强国英国订立了同盟条约，其主要内容是保护双方在中国和韩国的现有利益，其矛头直指俄国。
由于日本的发展神速，日本代替了西方成了中国人学习的榜样，这也是国人急功近利的思想作怪，显然真正应该学的还是西方。由此掀开了中国人东渡日本的高峰年，黄兴，邹容，陶成章，廖仲恺，鲁迅等人，均于此年先后来到东京。
这一年对于维新派和革命派都是关键的一年，他们的活动中心都在东京，他们的政治领袖都在东京，他们的争夺的重点无疑也是东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