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盗便头痛不止，有的当场晕倒被官府抓了起来。
不久，日军侵略到了天津，为了扩充制造军械，他们不停地搜刮一切有用的金属。日军发现了这座大铜佛，一心想霸为己用，无奈一来日本也是个信奉佛教的国家，虽然是军事行动，多少他们对于佛坛圣地有所顾忌；二来他们也想使用亲民政策，不想因为这件事情和当地的老百姓发生冲突。便想了一个计策，谎称要将大铜佛移到一个安全的地方，修建宽敞的殿堂以供奉。
大家听到这个消息，谁都知道他们不怀好意，但是也不知道用什么办法才能阻止他们，众人都期盼着大铜佛可以像传说那样抵挡匪徒。到了日军前来迁移大铜佛的日子，来了很多百姓围观，当日军利用绳索铁链牵拉的时候，大铜佛不知从哪里溢出了鲜红的液体，恰似鲜血涌出，动手的日军各个倒地抱头，一副痛苦不堪的样子，这下百姓们欢呼起来，日军不得已才停止对霸占大铜佛的念头。
天力击鼓
康熙年间，天津城里有一闲人姓赵，家中排行老二，故此大家都叫他赵二，年幼时家境富足衣食无忧，从小饱读诗书，自视清高。壮年之时一场祸事，家道中落。其虽学富五车写得一手好字却游手好闲，没有了清高的资本却练就了一副厚脸皮。整天蹭吃蹭喝，但凡酒家商铺一见此人，便像驱赶瘟神一样四下哄散。每次被人驱赶他便放下狂言：“我终有一日可成锦缎玉封之人，到时候求我也不来。”
这天官员们得知康熙皇帝南巡途经天津的消息，这下可让天津的官员们大费周章，绞尽脑汁，如何迎驾才可博康熙皇帝龙颜一悦？有一官员提议，北门外有一大鼓，是件古物，据说只有赋天力者方可鸣其真响，真响有万人齐贺之声。凡人只可鸣其原声。逢跨年之时才击此鼓庆贺，但从未听过其真响。何不在城内张贴告示，寻觅些力大之人来试一试。
凡能比跨年击鼓时声响大的，赏银。如能击出惊人之声，不仅有机会面圣，而且还赏金赏地。告示一出，引来了十里八乡的壮汉们，无不膀大腰圆、虎背熊腰，个个摩拳擦掌准备一鸣惊人。
众人来到大鼓之前排起队伍，等待官员吩咐前去击鼓，赵二排在最后，大家看见他这等样貌都笑他不自量力，反正赵二平日里招人取笑已成习惯也不以为然。众人一个接一个地去击鼓都连连失败，到了最后一个就是赵二，官员们眉头紧锁，看他样貌又弱岂能击出惊人之声？已无人来，便死马当活马医了。
赵二来到鼓前。仔细地打量了一下大鼓，偶然间发现在大鼓的边缘有一个“启”字，虽然已无颜色但字的样貌还是可以看得清楚，在字下面有一个拨动的机关，赵二随之拨动，鼓内传出了一声响动，随后赵二抡起鼓槌使出浑身力气敲击大鼓，果然大鼓声响似万人齐鸣，把前来的官员们都吓了一跳，谁曾想此人便是传说中赋天力之人啊！
不久康熙皇帝途经天津，天津举办了一系列带有地方特色的欢迎仪式，待最后赵二击起大鼓，鼓声连连如万人齐贺，康熙也为鼓声之大震惊，待知其缘由后便龙颜大悦，赏赐赵二黄马褂及黄金万两。此后赵二便在天津城里成了赫赫有名之人。谁曾想他哪里有什么天力，只是在击鼓之人里只有他识字而已。
三打大脚裤
李鸿章因成功调解天津教案，被任命为直隶总督。督职时期，在津为其效力的亲信皆为安徽子弟兵，包青头布、穿紫操衣，裤脚宽二尺有余，老百姓俗称“大裤脚”。
这些来自安徽的子弟兵依仗着李鸿章的名声，欺压天津百姓，调戏良家妇女，老百姓们苦不堪言。但是混混儿却从不惧怕。市井之人都是地头蛇，所以这些大脚裤也不敢对他们怎么样。
有一个守城的哨官名叫尤常胜，几年来东征西战，从一个初出茅庐的小兵熬到了哨官，也有了些积蓄，眼看到适婚年龄却无妻可寻，这次到了天津也算安顿下来，便萌生娶妻之意。
城边有一农家，住着一个寡妇田氏，因离城门较近，一来二去也算熟悉了，攀谈之中得知其有一女，现在亲戚家，恰巧也到了出嫁之龄，这下可把尤常胜高兴坏了，随之讨好便下了礼金，就等着姑娘回来择日完婚了。
到了娶妻之日，尤常胜高兴得手舞足蹈，以为自己抱得美人归，
草草地打发了宾客便一睹娘子之貌。哪成想其妻样貌丑陋、体型肥硕。尤常胜非常生气，便诬陷此女并不是贞节之身想休了她。
此女有一族兄田如豹，从小练得一身武功，也是横霸一方的混混儿，听说此事后，便来到他家将尤常胜痛打一顿。虽然尤常胜也是武行但毕竟不是他的对手，被打得鼻青脸肿。此后同僚安占得知此事恼火不已，觉得丢了面子，找来了同营的武显准备一起教训田如豹。
他们和尤常胜设下圈套，让他对妻子说：“如果你兄来此探视我，我便不计前嫌；如若不然，待我伤愈一定让他死无葬身之地。”妻子听后就跑去向她母亲哭诉此事，田氏寡妇觉得不妙，就哀求田如豹使其前往探望，希望能化解此事。
田如豹应约而来，安占藏在屋门后，武显藏在外面的草垛之中。刚一进门，安占便用棍子朝着田如豹的脑袋打去，田如豹身手敏捷一个转身将棍子握在自己手中，用力一棒将安占打晕在地。得胜后大笑一声转身出门，他哪曾知道还有武显埋伏在周围。刚出门时有些内急，便向房后的茅厕处方便，忽然见草垛里探出头来，武显由于害怕撒腿就跑，还没跑出去就让田如豹抓了回来，将他按在粪坑里，搞得狼狈不堪。
大脚裤三次都被田如豹暴打，断了寻仇的念头了。老百姓听后都大声称快。后来他们便得出一句话“发匪易平，天津混混儿难办”。
案中案
清朝光绪年初期，天津南城一带多为水沟荒地，空地分文不值，从外地来到天津谋生的、逃难的都聚集在此地，盖起房子随便占用，也无人过问。
有一个姓董的山东人，带着七个人来到了此地，其自称七人都是家中族兄，家中发了饥荒来到这里逃难。到后不久便找了一块荒地盖起间茅草屋子，这些人在此居住，每个人都是三十岁左右相貌，按理说应该已婚有子，既为逃难却不见他们携妻幼老小一同而来，几个男人相依为命，而且大门不出二门不迈，只有到了该吃饭的时候，才轮换着到东城去买饭、买酒，让人觉得十分可疑，不过这几个人相貌和善、傻头傻脑，浑身黑黝黝的，毫无歹相，一看就是种地干活的。居民们也就没人怀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