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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可以购买更多先进的科技产品，比如汽车、拖拉机、播种机、收割机、脱粒机、插秧机、自动饮水机、投料机等等各种交通工具、农业机械和畜牧养殖机械。一家人当然不够买齐所有的东西，也没有这个必要，毕竟现在一家子最多也就十几亩地。但他们很快就接受了科社党推出的“合作组”制度，十几家或几十家组成“合作组”，凑份子买齐所需的机械、车辆。
于是，这么一来二去的，这些“地主村”居然成了国营农场之外最先实现机械化农业的地方，而这些人也很快尝到了科技的好处。在农技站的指导下，无论是田间作业，还是畜禽养殖，全都大获丰收。虽然现在自己的土地比过去少了，但算下来居然收入还比以前高。这让他们大感惊讶之余，也不由对科社党越发信服和认同了。
其实，这并不奇怪，以前的亩产普遍都只有几十斤到两百斤的程度，靠收地租又能收多少？就算一亩地收二百斤，一千亩地也才收二十万斤，就算收一半的地租也才十万斤，而这些收入还不是全都能拿到手的，一大家子人要养活不说，还有应付清廷官府的各种苛捐杂税和摊派。要知道，税吏们收税摊派的时候，首先找的就是这些地主，除了极少数奢遮的大地主，可以不买地方官吏的帐，一般的中小地主根本跑不了。这么七折八扣下来，虽然他们比普通农民过得滋润，但要说有多好，那恐怕也不见得。
尤其是“摊派”，这玩意儿可是专为士绅地主们准备，一般的屁民可没资格“享受”。被摊到破产的地主，可不在少数。还有“官役”，也就是把各种差事，诸如徭役、收税等差事“承包”给地主们，让他们去收税和组织劳役，要是搞不好就得自己贴钱。
这活听起来不难，但农民可不并都像某些宣传资料上说的那么纯良质朴，抗租抗税的从来就没少过，并不是每家地主都养了武装家丁、职业打手的。遇到这种事情大多数就只能抓瞎，更别说那些实在交不上的，或者逃税逃役的，那就更没办法了。被“官役”逼得破产的地主士绅，也是毫不少见。当然这种“官役”对于那些没节操的“土豪劣绅”来说，根本不是问题，反而是发财的手段。这也是清末以来，“劣币驱逐良币”，乡村士绅逐渐劣化的重要原因。
但现在就不一样，科社党取消了所有的苛捐杂税，以及最让地主士绅们害怕的摊派和劳役。农业税只有三成，虽然名义上税率比清廷的正税高（俺大清从来就不是靠正税过日子的），但其他稀奇古怪的苛捐杂税、摊派都没了，就连几千年一贯制的徭役都被废除了，负担反而要少得多。
加上各种科社党政府提供的良种、化肥、农药，现在一亩地轻轻松松就能产出千斤，要是再用心点，亩产一千四五百都不在话下，就算一家只有十几亩地，可收个二万斤不在话下，交了正税也有万多斤归自家，这完全是过去想都不敢想的。
当然最主要的收入还是来自畜禽、水产养殖等各种副业，这些都是有各种良种，又有现代化的养殖方式，以及营养丰富的混合饲料，和防止疫病的药物。再加上各种科技产品的运用，一年下来收入是种田的几倍还多。
所以，在最早就行三农革命的川东、湖北一带，十个模范村里面起码有七个是“地主村”，就一点不奇怪了。当然在宣传的时候，对于他们的身份自然就忽略了，只是着重强调了他们对先进生产方式的运用，以及文化知识带来的好处。
把自然村按阶级拆分重组后，因为没了以前的族长、士绅等头面人物，又是很多互相陌生的家庭组合在一起，想抱团都不容易，所以“平民村”也变得好管了许多。从心理学的角度看，人到了陌生的环境中，总是更容易服从权威，新村的最大权威自然就是掌握了行政力量和武装力量的村政府了。
没了宗族的掣肘，各项政策、各种措施执行起来都非常顺利。科社党搞三农革命的最主要的目的，就是让全国的农村彻底废除小农经济的模式，实现“规模化”和“集约化”的工业化生产，最终把传统的农民变成“农业工人”，把农村变成现代化农场。
现在每个新村都分为若干个“合作组”，由基层干部和骨干们（主要是退伍军人）带领着从事生产，等他们尝到“规模化”甜头之后，就不用人带了。利益会驱动他们自觉自愿的去干，当然开始这几年，基层干部们是很辛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