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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司乐已经没有当和事佬的力气了，既然大家想闹脾气，那就闹吧，不想继续做朋友，那就不做吧，他都可以接受。
乐队停摆，乐队的微信群渐渐沉入聊天列表底部，“懒得取名字”的卷帘门上重新贴起了转租启事。新年第一天，曾经热热闹闹的地下室连着一楼的火锅店，正式转给了一个准备卖古玩的中年男人，一切尘埃落定。
十二月底，杨司乐辞了两份工作，用新鲜到手的工资请陈栩吃了顿大餐，感谢他半年来的照顾和迁就。
陈楠心疼杨司乐没日没夜地做兼职，挣这几个钱不容易，硬是摊走了一半费用。人却没到场。
陈栩丝毫不见外，吃饱喝足后问杨司乐以后还打算组乐队吗。杨司乐无所事事地用筷尾扒拉着桌上的虾壳，闷声答道：“算了，自己跟自己玩儿也挺好的。”
陈栩换到空调对面坐，点了根烟来抽：“伤心吧？好好的，突然变成这样。”
杨司乐摇头：“不突然。我们在乎的东西本来就不一样，我作为队长早该注意到的。”
陈栩夹着烟瞥向他，又一次对这个小孩儿刮目相看。
“杨司乐。”
“嗯？”杨司乐抬起头回视他。
陈栩移开眼睛，抵着额头笑：“我刚刚在想，如果我能有你这觉悟，说不定我跟他不至于反目成仇。”
“他”指的是跑去结婚的那位贝斯手，杨司乐知道。
“其实谈不上什么觉悟。”他撂下筷子，缓缓说，“只是我不这样想，还能怎么想呢？”
陈栩吞吐着烟雾，颔首道：“是啊，日子得接着往下过。”
不用再担心排练迟到，不用再害怕上班犯困，杨司乐请完第一轮没尽兴，又找到一家冷啖杯续摊，敞开了肚皮一阵瞎喝，最后醉得不省人事，被稍微清醒一些的陈栩驮回家睡了一夜。
第二天中午他口干舌燥地醒来，拿起手机瞄时间，才发现施年在凌晨前前后后总共给自己打了十四通电话。
——昨天是该和年年通话的日子，他给喝忘了。
陈栩家里没有多余的牙刷毛巾，杨司乐爬起来赶回家洗漱，抵达公交车车站后，他立刻拨通了施年的电话。
这次刚嘟第一下，施年就接了。
“年……”他紧急刹车，“施年，新年快乐！”
施年无动于衷，径直问：“你不是说你周末晚上都睡很晚吗？昨天为什么不接我电话？”
杨司乐不满于他质问的口气，微笑转瞬即逝，态度急转直下，反问道：“我欠你钱了？为什么一定要接你的电话？”
施年没半点准备，当场愣了：“杨司乐，你知不知道……”
知不知道我有多担心你。
“我不知道。”等的车来了，杨司乐摸出庆江通，不耐烦地打断他，“我十点半的时候在跟陈老板……算了，反正你也忘了陈老板是谁。总之，昨天十点半我没空，就没给你打电话，这个解释你满意吗？”
后半句被堵在了嘴边，施年气得牙痒痒：“杨司乐！”
杨司乐拉住扶手往公交车后部走：“喊那么大声干嘛，我没聋，听得见，你有事直接说。”
施年恼羞成怒：“说个屁！挂了！以后都别打电话给我！”
昨晚是跨年夜，他等了一晚上，担心了一晚上，生怕杨司乐是参加跨年活动遭遇了意外，所以没办法像往常一样准时给自己打电话。
他不敢睡觉，一直守着手机刷新闻，熬到清晨六点，确认没有哪里发生了踩踏事故或者火灾，才勉强安下心来睡了会儿觉。
好不容易等到杨司乐打过来，结果他一开口，语气一派轻松，没有半点儿不好意思，根本不像是迫于无奈被别的事情耽搁了，换谁谁都会不高兴。
杨司乐同样不高兴。
用这种态度说话完全不像他以为的那么舒爽，相反，他很有罪恶感。
他能猜到施年昨晚给他打了那么多个电话是为了什么，能猜到施年冲自己发火的原因，能猜到施年现在肯定很不好受。
施年忘了自己的心意，他没忘。他喜欢施年，想念施年，想得出操时看见弦乐1班的班牌心都会疼一下，想得上班时登记到和施年同姓的客户，整个人都会跌进情绪的低谷。所有说给施年听的过分的话，其实都反弹到了他身上，使他承受着加倍的酸楚。
杨司乐也没想到，有朝一日，自己竟会变得这么矛盾，这么讨人厌。
他松开扶手，摇摇晃晃地靠着座椅查起了动车票。
今天下午没有去上海方向的列车，最早的是明天早上六点四十，坐十二个小时，晚上七点一刻抵达上海南站。
但这一趟的二等座已经卖光了，只剩下与二等座同价的无座票，和935元的一等座。
杨司乐舍不得花近两倍的价钱坐一等座，便买了一张无座票，打算从庆江北站十二个小时去上海。
第二天傍晚，施年下楼帮付宜扔厨余垃圾，意外碰到了一个背着杨司乐同款双肩包的，和杨司乐长得很像的人。
他没忍住多看了几眼，然后这个和杨司乐长得很像的人就停下脚步，立在一棵树下远远地叫他。
“施年。”杨司乐的脸上没什么表情。
施年目瞪口呆地望着他，过去也不是，不过去也不是，左右为难。
杨司乐见他没反应，无奈地叹了口气，主动走至他面前，与他保持着一臂的距离。
“就这么不想看见我？”
施年没法回答。他不是不想看见杨司乐，他只是单纯的懵逼。
他们昨天不是刚吵了一架吗？杨司乐为什么还会来上海找自己？他是怎么来的？又是怎么知道自己住在这个小区的？
施年实在有太多好奇的地方了，可是最后，他问出口的问题却只有一个——
“你怎么瘦了这么多……”
“有吗？”杨司乐下意识摸了摸自己的脸，突然庆幸地笑起来，“我以为这么久不见，你已经忘了我长什么样子了。”
施年别扭地移开视线：“……才两个月而已。”
“而已。”杨司乐重复了一遍这个词，安慰自己，“说明这两个月里你过得很不错，挺好的。”
施年觉得他像是在暗贬自己没心没肺，便冷眼望向他，不乐意地问：“难道你过得很糟糕？”
“我也过得很好。”杨司乐随口撒谎。
得到了这个答案，施年非但没有宽心，反而一脸不爽：“哦，我以为你过得很惨呢。”
于是杨司乐不说了。
他没有坐长途列车的经验，真老实巴交地站了一千七百多公里，十二个半小时，连折叠小板凳和零食都没准备，一整天只就着矿泉水啃了两个盼盼小面包，现在又累又饿，也没力气和施年说这两个月自己是怎么熬过来的。
施年忘了上高中以来的所有事，两个人现在和常年不见面的远方亲戚没有任何区别。如果他告诉施年，自己为了能快速攒够来上海看他的车钱，省吃俭用，抠抠搜搜，每天睡四五个小时，连轴转地打两份工，施年肯定会因为背上了人情债烦不胜烦。
“我有要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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