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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一、
联产承包后的变化
之后的两年，中国的农村里慢慢发生了很多变化，中国农民的精神面貌也在一点点改变。
这时候，远在安徽的一群农民兄弟的一个会议，让中国农民们的生活彻底有了转机。他们是第一个吃螃蟹的的群体，也给中国农民的幸福生活带来了第一缕曙光。
1978年11月24日晚，安徽省凤阳县凤梨公社小岗村西头严立华家低矮残破的茅屋里，挤满了18位农民。
关系着全村命运的一次秘密会议，此刻正在这里召开。
这次会议的直接成果，是诞生了一份不到百字的包干保证书。其中最主要的内容有三条：一是分田到户；二是不再伸手向国家要钱要粮；三是如果干部坐牢，社员保证把他们的小孩养活到18岁。在会上，队长严俊昌特别强调，“我们分田到户，瞒上不瞒下，不准向任何人透露。”
在1978年，这个举动是冒天下之大不韪，也是一个勇敢的、甚至是伟大的壮举。
1979年10月，小岗村打谷场上一片金黄。经计量，当年粮食总产量66吨，相当于全队1966年到1970年期间5年粮食产量的总和。
从1958年人民公社化以来，在关于农村的文字中，“包产到户”是个出现频率很高的词汇，也常被质疑和批判。即使在小岗村获得丰收的1979年，批评“包产到户”的声音也是不绝于耳。
1980年5月31日，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在一次重要谈话中公开肯定了小岗村“大包干”的做法。当时国务院主管农业的副总理万里和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对这一举动表示的支持传达了一个明确的信息：农村改革势在必行。
1982年1月1日，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关于农村工作的一号文件正式发布，明确指出包产到户、包干到户都是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生产责任制。
此后，中国不断稳固和完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鼓励农民发展多种经营，使广大农村地区迅速摘掉贫困落后的帽子，逐步走上富裕的道路。因此，中国也创造了令世人瞩目的用世界上7%的土地、养活世界上22%人口的奇迹……
当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春风吹到中原腹地，所有的社员都沸腾了。这是一次彻底改变中国农民命运的契机。一张张布满皱纹的脸，像菊花一样绽放；所有破棉袄、破棉裤包裹着的躯体里，都孕育着要大干一场的躁动。
那一年，生产队里大方的田地被分成了若干小块，每小块之间扶起了田垄，划到了农户名下。“自留地”这个名词正式终结。所有分到各家的田地都是农户自己承包的，想种啥就种啥，想什么时候出工就什么时候出工，生产队的“大锅饭”成为历史。
生产队里那块敲了很多年的破钟，也完成了它的使命。不久，就连那片曾经代表着“生产队”标签的钟片都不见了。
分完地块，生产队的农具和牲口也分给了社员，几家处得比较好的分到一头牛，共同饲养，共同使用。能自己饲养的就自己饲养，不能饲养的就暂时寄养在生产队的头棚里。
那一头头瘦骨嶙嶙的牲口，顿时成了大家的宝贝疙瘩，每天去帮着饲养员照顾自己的牛，跟饲养员学习饲养的技术。很多人都是看着牲口吃饱了，才恋恋不舍地回家。
生产队基本解散了，生产队的把式也成了自己的把式。不久，所有的人都成了把式，都种的一手好庄稼。沿用了多年的“社员”这个称呼，也几乎淡出了人们的嘴边。
那一年麦收的时候，老队长不再召集大家一起收割小麦、打场，就连打麦场也平均划分了。
那一年的丰收，即便再有几个打麦场都容纳不下大田里的麦捆。大家就商量着有先用打麦场的，有后用的，尽量错开时间。更多的人，则是将自家的小麦直接拉到了村边的那条公路上，厚厚地将麦子铺满路面，让来往的车辆自由碾压。虽然给来往的车辆增加了很多麻烦，虽然这样“打场”会造成一些麦粒的抛洒，但毕竟缓解了打麦场严重不足的情况……
第二年，村边和田间地头上，就出现了更多小块的打麦场。有的人家，甚至就将自家的麦子割掉一块，在地头上临时做起打麦场。等麦收过后，重新将这块地犁起来种其他庄稼。
一年的手忙脚乱之后，大家适应了新的生产、生活方式。在生产队混了很多年工分的“社员们”，第一次有了合作，有了互相帮忙，有了互相谦让，有了你追我赶……
看着金灿灿的小麦堆满粮仓，看着一桶桶的卫生油摆在家里，看着口袋里的钱包逐渐鼓起来，农民的生活开始了天翻地覆的变化。
之前的破棉袄不见了，换成了全部是柔软新棉花的棉袄和羽绒服；各式新衣服穿戴在了大人、孩子们的身上；家用电器不断摆到亮堂堂的正屋里；一座座土坯房冒着灰尘被拆掉，一座座红砖房拔地而起；过年的鞭炮声，从稀疏的三两声到彻夜不息……
“要不是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哪来这样的好日子！”看着家家圈里膘肥体壮的牛羊，中国的农民踏实了，脊梁骨也挺得更直了。盼望了多年的好日子，终于到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