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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未被杀，也未被吕珍所俘，反而被迟列的朱元璋带回了滁州。如果相信“安丰说，‘，这种现象实在没法解释。
其二，《元史》为何不载此事？刘福通在元末是个著名人物。对于这样的人物，明朝洪武年间修的《元史》中理应对其结局有所交待。然而《元史》记韩林儿、刘福通，只记至至正十九年元军攻占沛梁。“刘福通奉其伪主遁，退据安丰’，便没了下文。《元史》这样记，显然不能用作者的疏忽来解说，当时参预修《元史》者水平皆不低，不该犯如此低级的错误。于是最合理的解释便是要隐讳。然而隐讳什么呢？很明显，只有刘福通之死与朱元璋有关，才有隐讳的必要。倘若刘福通之死与朱元璋毫无关系，朱元璋只是未能来得及救他，据实直书不仅不会对朱元璋的声誉有什么损害，反而更能说明他的仁义。有这等好事，明初君臣又何乐而不为呢？
对于我们而言，既然已经知道《明太祖实录》记载刘福通结局的文字有诸多疑点，那么对荃于此文字的“安丰说”，又怎么能够轻易相信它就是实情呢？
，刘福通死于瓜州渡的具体原因，依庚申外史》的记载是，’遇风浪掀舟没”，属于意外事故，而在宁王朱权奉敕编撰的《通鉴博论》中，则是被人为地淹死。该书卷下1载“是岁按指至正二十六年，廖水忠沉韩林儿于瓜步，大明恶永忠之不义，后赐死”。二者相较，应当说《通鉴博论》的说法更符合情理，当为真实历史的反映。之所以这样讲，乃是因为，如果韩林儿果系死于意外事故，朱权奉软编撰《通鉴博论》，没有必耍将此事“栽赃”到廖永忠头上，因为这样势必会使朱元璋摆脱不了干系。至于《通鉴博论》在这里只提到韩林儿，并未提刘福通，则可理解为是出于文字省略，因为从《庚申外史》的记载看，刘福通此时是与韩林儿在一起的，所以他们应当都是被廖永忠沉舟淹死的。
《明太祖实录》在靖难以及朱棣登基等方面的失实，不是我们这里所要讨论的问题。至于该书中隐讳朱元璋的过失和恶行，亦包括很多方面，而掩盖朱元璋与龙凤政权的关系，则为其中最突出者之一。该书中不记至正二十三年后韩林儿的情况，对朱元璋及其父祖曾受韩林儿封号亦讳莫如深，便说明了这一点。具体到刘福通结局问题上，也可发现明显的隐讳之处。例如，该书记吕珍杀刘福通的文字为“杀福通等”，从书中自从记载了此事之后绝口不提韩林儿来看，这个“等”字应当包括了韩林儿。然而韩林儿又确实未死于安丰。这一点不仅现在是公认的事实，即使在当时，朱元璋对此也不否认，否则《通鉴博论》中就不会记廖永忠沉舟杀死韩林儿之事了。可见，诚如潘柽章所云“史臣于龙凤事委曲避讳，既不著小明王之终，故于安丰之役直言刘福通为吕珍所杀，而小明王之亡隐然言外矣’。再如，书中记刘福通向朱元璋求援，其文为“先是福通等兵势日盛，以安丰来附。”这显然是鬼话。在红军系列里，韩林儿、刘福通的地位最高，朱元璋乃是他们的属下。作为统帅的韩、刘二人怎么会“来附”作为属下的朱元璋？
按常理说刘福通的真实结局为至正二十三年，刘福通、韩林儿所在的安丰遭到吕珍围攻。朱元璋率军至安丰，击败吕珍，并将韩、刘二人作为俘虏带回滁州。此后三年间，朱元璋利用小明王的影响，不断扩大自己的实力。到了至正二十六年，朱元璋看到小明王已失去利用价值，遂派廖永忠押送二人赴应天，并于瓜步沉舟将二人淹死。事后为掩盖真相，于修《元史》时对韩、刘二人到安丰之后发生的事情全然不提。至朱棣重修<>
为什么恶意抹黑明朝的清廷在这件事情上反而代替朱元璋捂盖子呢，其实说穿了也很简单，明教是白莲分支，白莲教是元明清三代的造反专业户，如果把真实历史散布出去，白莲教大受鼓舞，满清麻烦就大了。满清不过是两害相平衡，不得已罢了。
当然，从后世看来，朱元璋的民族英雄不能抹杀，毕竟在什么时代，坚持白莲教传统的刘福通也不可能成功，但是抹掉朱元璋杀刘福通的事情，塑造高大全的形象大可不必，因为朱元璋本人也不在乎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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