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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所见、卓有功效的按摩、搬运、胎息等进行养炼。不仅如此，作为一名经验丰富的医药学者，他用自己的知识与经验得来的养生原则绝对而严格地控制着自己的饮食起居等日常生活，并且不自私，不隐藏，毫无保留、热心地介绍给自己的朋友，甚至政敌。再次苏轼重视对于生命的爱护，但更重视对于心性的修炼，也就是在执行性命双修的同时更服膺于“性”的修养。
从他炼养的选择态度来看，他是一个道教徒的实用主义者。苏轼对于道教可谓终身迷恋余秋雨《苏东坡突围》只说佛教的力量，“使他习惯于淡泊和静定”。其实道教也是功不可没，苏轼用道家的与世无争，清净无为来显示自己的置身事外，摆明一种姿态给当局者看。《送沈逵赴广南》中言：“我谪黄冈四五年。孤舟出没烟波里……功名如幻何足计，学道有涯真可喜。勾漏丹砂已付君，汝阳瓮盎吾何耻。”苏轼大多数的道教炼养方式也肇起于斯时，《与刘宜翁使君书》说：“轼齿龀好道，本不欲婚宦，为父兄所强，一落世网，不能自逭。然未尝一念忘此心也。今远窜荒服，负罪至重，无复归望。杜门屏居，寝饭之外，更然一事，胸中廓然，更无荆棘。窃谓可以受先生之道。”（《苏轼文集·第四十九卷》）在黄州时大量的书信可以证明这一点。
翻开他的文集，可以说不但道家的学说思想，而且道家人物、道家的三十六洞天、七十二福地也俯拾可得。少年时有“名声实无穷，富贵亦暂热”(《屈原塔》)对于名声富贵的思考、有“日月何促促，尘世苦局束”(《仙都山鹿》)对于生命社会的慨叹。老年时有“吾生本无待，俯仰了此世……下观生物息，相吹等蚊蚋”对万物的洞察，有“东坡信畸人，涉世真散材，仇池有归路，罗浮岂徒来”(《和陶读〈山海经并引〉十三》)对归路于道家的诉说。对道家名词、人物、道场的运用就更多了，《王颐赴建州钱监求侍及草书》一诗中“丁宁劝学不死诀，自言亲受方瞳翁……河车挽水灌脑黑，丹砂伏火入颊红，未能便乞勾漏令，官曹似是锡与铜。”引用了方瞳翁这个人物、“河东”、“挽水”、“灌脑”、“丹砂”这些道家名词，“勾漏”这个道家的三十六洞天;道家人物还如“列子御风殊不恶，犹被庄生讥数数”(《张安道乐全堂》)中的列子、庄子;“东坡之师抱扑老，道华亦尝啖一枣”《游罗浮山一首示儿子过》
苏东坡谪居惠州，前后四年时间，但“杖履罗浮殆居其半”。他和儿子苏过在葛洪炼丹灶附近搭起一间“东坡山房”，并在山房附近炼丹。
东坡希望象葛洪一样：“绝庆吊于乡党，弃当世荣华”，入名山以求长生之道。他崇尚葛洪说：“学道虽恨晚，愧比稚川翁。”在给他儿子苏过的一首诗中，称“东坡之师抱朴老，真契早已交前生。”苏轼在梦中与葛洪谈论炼丹之事，他将之写成诗曰：“析尘妙质本来空，更积微阳一线功；照夜一灯长耿耿，闭门千息自蒙蒙。养成丹灶无烟火，点尽人间有晕铜j寄语山灵停伎俩，不闻不见我何穷。’’竟自认为前世是抱朴子之徒转世，今生依旧奉为老师。李零先生以为“研究内丹术的起源……丹田学说的提出是一种关键”，而“丹田”之说早见于东汉桓帝时的《老子铭》、《仙人王子乔碑》和《抱朴子地真》，据此他认为“它们应是内丹术形成之真正标志。2内丹思想是东坡着重发扬的，遵照“守之以一，养之以和，和理日济”的道学思想，“安心守玄牝，闭眼觅黄庭”，默念着《黄庭经》，加功静观，进行气功吐纳。更以丹法隐喻作诗留了颇多内丹篇章，开启了内丹史浓墨重彩的一篇，对当时内丹从上至下的发展传播历史上有不可取代的地位。白玉蟾也深受苏轼影响并把苏轼当成本家。白玉蟾祖师诗文之中常称苏东坡为“坡仙”，可为了解苏轼者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