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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据崔赜得到的中枢机密,圣主此次攻打辽东城,给了他自己半个月时间,但事实很残酷,圣主再遭无情打击,颜面的损失是次要的,重要的既定攻击进程因此而延误,宇文述和杨义臣不得不在鸭绿水畔停下远征脚步。
如果圣主有在中外两线作战,在中外两个战场都取胜的谋划,那么东征受挫,必将影响到他的这一谋划,接下来杨玄感提前举兵,在六月发动兵变,又会打他一个措手不及,如此一来,他的一箭双雕之策宣告失败,迫于现实,圣主必须做出选择,是继续东征,还是回京平叛,结果显而易见,圣主只有放弃东征,回京平叛,不得不去面对越来越糟糕的国内政局和越来越恶劣的南北关系。
从樊子盖的立场来说,他当然不愿意看到二次东征的失败,所以他要竭尽全力帮助圣主实现一箭双雕之策,也就是说,他要想方设法延缓黎阳举兵的时间,而目前局势下,他已有把握坚守东都,有了这个底气,他也就能控制东都局势,就能把西京对这场危机的“推波助澜”限制在可控范围内,接下来他要做的就是加强大河天险的防守,以增加杨玄感攻打东都的难度,迫使杨玄感不得不延缓举兵时间,而眼前他能动用的力量只有秦王杨浩的河阳都尉府了,只要秦王杨浩把河内诸鹰扬和地方武装紧紧抓在手上,就必然能给黎阳的杨玄感以严重威胁。
崔赜突然意识到,樊子盖“坚守东都”的策略已经改变,不再是消极防御,而是积极防御,是利用各种错综复杂的关系,把所有可以利用的力量都投到京畿防线,比如利用韩相国的叛军把右骁卫将军李浑推到了京畿南线;利用军政两界的激烈冲突,把河南赞务裴弘策推到了京畿东线;利用关陇人和山东人的矛盾,迫使崔氏以交出越王府来换取鲜卑人的支持;现在又利用黎阳的威胁,胁迫崔氏把秦王杨浩推到这场危机的最前线。
樊子盖的“积极防御”看上去很不错,充分体现了他的政治智慧和借力打力的政治手段,但他高估了自己,低估了对手。他在利用对手,对手何尝不是在利用他？只待局势突变,“积极防御”就有可能演变为全线溃败,到那时就悔之莫及了。不过崔赜为了控制东都局势,目前必须维持与樊子盖的合作,否则鹬蚌相争,渔翁得利,一旦让元文都和八姓勋贵控制了东都局势,那风险就大了,谁也不敢保证鲜卑人在关键时刻不会临阵倒戈。
崔赜仔细权衡后,断然做出决策。
崔赜把当前东都政局向越王杨侗做了详尽分析,各大势力都在“各显神通”,就连越王府都“三足鼎立”,目前他已经失去了对越王府的控制,对东都局势的控制,所以越王杨侗必须加强自身力量,必须联合宗室力量以维护自己在东都的至高地位和绝对权力,否则控制不了局势,东都更有覆灭之危。
越王杨侗接受了崔赜的建议,“孤向哪位宗室求援？”
崔赜举荐了两位宗室大臣,这两位宗室大臣都是越王杨侗的皇叔,一个是吏部侍郎、观国公杨恭仁;一个就是河阳都尉、秦王杨浩。
杨恭仁是观王杨雄的儿子,因父亲病逝,“丁忧”在家,为父守孝,依律依礼都不能在守孝期间复出,当然若圣主下旨夺情起复那就另当别论了,还有就是危难之刻必须挺身而出甚至舍生取义,这是大义,安身立命之本,无可指责。此时东都危机,国祚有难,做为皇族世子,宗室大臣,以丁忧为名躲在家里视而不见,听而不闻,那就不对了,所以只要越王杨侗登门相请,做为当今宗室中坚力量,在军政两界都享有盛誉的杨恭仁,必然挺身而出,责无旁贷。
至于秦王杨浩,因为身份过于敏感,又曾被变相囚禁多年,在军政两界毫无建树,无论是功勋还是威望,都无法与杨恭仁相提并论,关键时刻他根本给不了越王杨侗任何帮助,所以此刻崔赜的极力举荐,就是“醉翁之意不在酒”了。
越王杨侗虽然年少,但毕竟在禁中长大,耳濡目染都是政治博弈,再加上对宗室的了解,所以他马上领悟了崔赜的用意。崔赜名义上是让越王联合宗室力量以自保,实则是为了保护秦王杨浩,保护他崔氏的政治利益。
越王杨侗能够理解崔赜的良苦用心,而且他也很同情叔父杨浩的悲惨遭遇。杨浩年少时父母双亡,在囚禁中长大,如履薄冰如临深渊,始终为生存而苦苦挣扎,这哪里是风光无限的皇世子,根本就是刑徒中的刑徒,生不如死,但即便如此,还有很多人处心积虑利用他,要榨于他最后一滴血液,要踩着他的尸体攫取最大利益。
“樊留守要请调河阳都尉府卫戍永济渠。”越王杨侗善意提醒崔赜,“秦王来京,河阳都尉府由谁代领？”
崔赜深深一躬,对越王杨侗感激涕零。杨侗不但答应把秦王杨浩请回京城保护起来,还允许崔氏继续控制河阳都尉府,这份恩情对崔氏来说欠大了。
“武贲郎将、高都郡公李公挺。”
越王杨侗稍事沉吟后,接受了崔氏的“回报”,微微一笑,“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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