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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防线,重兵驻防洛口仓和黑石关,确保东都的安全。东都安全了,京畿稳定了,才能确保南北大运河的安全,而南北运输大动脉安全了,才能确保二次东征的顺利进行,这是显而易见的事,杨恭仁焉能不知？焉能不考虑？他一个年少亲王都分得出来的轻重缓急,杨恭仁焉能视而不见？
韦津、元文都、崔赜等大臣一个个面沉如水,沉默不语。
大家都是博弈高手,眼珠一转就知道其中原委。杨恭仁反击了,挖坑了,只是以他现在的心态和挖坑的时机,大家还真的无可奈何,束手无策,想反对想阻止都不知从何下手,除非大家联合起来,把力量集中到一起,架空杨恭仁,把杨恭仁赶出决策层,让他回家继续守孝去,不让他再假借越王杨侗的名义执掌大权,但那岂不正中杨恭仁的下怀？另外东都假若失陷了,总要找个拿得出手的替罪羊吧？樊子盖的份量肯定不够,要杀头还得有人陪着,而杨恭仁的份量就够了,他那一颗脑袋抵得上好几个人的性命。还有更重要的,大家都是这场风暴的幕后推手,都想利用这场风暴攫取私利,如果杨玄感未能杀到东都,未能恶化局势,未能逼迫圣主中断东征,未能再一次从政治上和军事上狠狠打击改革派,那这场风暴还能称之为风暴？还有何意义？大家还能攫取到什么私利？最后必定是竹篮打水一场空,搬石头砸自己的脚,不但一无所获,还有可能被打击得体无完肤。
你要挖坑,那就挖,大家都配合,就怕你不挖或者挖不下去,那才麻烦。
樊子盖怒火中烧,但他只能忍,只能以冰冷的一张脸来表达他此刻的愤怒和失望。他对杨恭仁的观感亦在这一瞬间颠覆,对杨恭仁的公正评价亦在这一瞬间坍塌,也是直到此刻他才理解了圣主为何对杨恭仁态度“冷淡”。
圣主在第一次东征大败后迫切需要加强宗室力量以巩固他在中枢的绝对权威,当时杨恭仁是唯一的人选,只要圣主下旨杨恭仁“复出”即可,但圣主迟迟没有做出决断,甚至在一些中枢大臣为迎合上意积极举荐之后,圣主于脆以不忍“夺情”为名,暂时“关闭”了杨恭仁进入中枢核心层的大门。很多人不理解,樊子盖就是其中一个,当时他也积极推荐杨恭仁进入中枢核心层,以代替杨雄杨达兄弟重建核心层的权力平衡,毕竟都是一家人,胳膊肘不会往外拐,再说以杨恭仁的性格和为政风格,也不会对圣主形成掣肘,但圣主就是不点头。现在樊子盖理解了,这个杨恭仁果然是“居心叵测”之徒,圣主果然有识人之明。
杨玄感叛变了,从东都的立场来说,当然御敌于京畿之外,而以杨恭仁的声望和实力,只要他登高一呼,必定应者云集,再率军亲临前线,身先士卒浴血厮杀,必定可以把叛军阻挡在大河一线,如此一来形势就对东都有利,尔后京畿周边郡县的援军就会6续而来,接下来就算杨玄感还能坚持一段时间,但只要他不祸乱京畿,东都就安全了,而固若磐石的东都必定会让蠢蠢欲动的齐王和代王无计可施,最终涂抹只能放弃“妄念”,转而以积极剿杀杨玄感,保护东都、保护南北大运河和保障东征的顺利进行,来谋取一些政治利益,如此则形势逆转,这场风暴也就被轻而易举地平息了。
关键时刻,杨恭仁没有为国祚、为圣主挺身而出,那些都是嘴上的漂亮话,事实证明他只为自己的利益、为皇族宗室的利益挺身而出,而由此也证明了一件事,杨恭仁的政治理念是保守的,或许他支持大一统改革,支持中央集权制的建设,但同时他也反对圣主采用激进手段推进改革,反对圣主过度扩张皇权,反对中央以门阀士族利益来实现自身的高度集权。
换一句话说,杨恭仁所谓的“为了国祚”,是想把大一统改革推到正确的前进轨道上,为此,他需要遏制和削弱圣主和改革派对国政的绝对控制权,同时他也需要打击和摧毁激进的保守势力,以缓和改革和保守的激烈矛盾,维持政局的稳定,而稳定政局下制定的国策才会符合中土各个阶层的利益需要,国泰民安,国祚兴盛,杨氏皇族才能坐稳江山,所以,杨恭仁也是这场风暴背后的推手,也想利用这场风暴来达到自己的政治目的。
“以观公的意见,东都就是静观其变了？”樊子盖强忍怒气,出质疑,“如果消息是真的,东都岂不延误了反击时机？”
“某不过就事论事而已,至于是静观其变,还是早作预防,尚需诸位共议决策。”杨恭仁微笑摇手,“某为大王出谋划策,不敢妄言,更不敢擅做决断。”
杨恭仁一推了之,直接拒绝了樊子盖的合作意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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