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裴世矩西行，齐王北上，这些措施都有利于圣主和中枢在“外部”创造继续东征的最好条件，而在“内部”，宇文述、来护儿、周法尚和屈突通等卫府统帅们只要以最快速度围剿杨玄感，迅速稳定了东都政局，圣主和中枢便具备了发动第三次东征的基本条件。
第三次东征一旦取得胜利，持续三年的对外战争完美“收官”，中土以强悍国力和百折不屈之精神，最终还是征服了远东诸虏，独霸了远东利益，这必将对南北关系产生正面的、积极的影响，而中土与西突厥人结盟合作，联手遏制和夹击大漠北虏之举措，又必然会对东。突厥人形成严重威胁，于是形势逆转，大漠北虏在腹背受敌、两线作战之窘境下，不得不妥协让步，南北之间的紧张关系必然因此而缓解，南北大战的爆发时间也必将因此而推迟。
所以封德彝对未来趋势的分析和推演较为乐观，对裴世矩的悲观情绪不以为然。实力决定一切，只要圣主和中枢赢得了东征的最后胜利，在南北对峙中占据了一定优势，那么中土的未来就应该很乐观。
当然，也不排除未来形势越来越恶劣，毕竟凡事都没有绝对，第三次东征也有可能失败，南北大战也有可能提前爆发，两京也有可能彻底决裂“大打出手”，国祚也有可能陷入崩溃之危，但封德彝在自身危机的重压下，不得不有意识地“忽略”这些可能存在的不利因素，不愿再以最恶劣局势为基础来全面评估和考量如何最大程度维持中土和国祚利益，而是首要保障自身、家族和所在贵族集团的利益，为此封德彝必须“强迫”自己改变对未来趋势的判断，“要求”自己对中土的未来充满信心，“要求”自己与圣主和中枢的激进立场保持高度一致，竭尽全力推动历史的车轮行进在最高决策层所预期的轨迹上，不让它有丝毫的偏差，唯有如此才能两全其美，既能维持自身、家族和所在贵族集团利益，又能保障中土和国祚利益。
封德彝知道自己突然改变立场，必然会影响到中枢的政治“风向”，对苏威、裴世矩等中枢“和派”会造成冲击，但裴世矩接受了他的“求助”，把西行之策告诉了他，进一步明晰了未来趋势。
裴世矩明确告诉他，做为山东人，封德彝没有选择。当中土内部的两京政局由对峙走向决裂，当中土外部局势由三强鼎立变为两虎夹一狼之势，则中外矛盾双双激化。在内山东人的对手是关陇人，因此封德彝只能坚决支持圣主以对抗愈行愈远的西京，而在外山东人的敌人是大漠北虏，所以封德彝也只能与圣主齐心协力，倾尽全力阻御南下入侵的大漠北虏。
封德彝很快做出决断，支持发动第三次东征，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积极创造有利条件，以推动圣主和中枢在今年年底或者明年初做出第三次东征之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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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月初三，凌晨，涿郡留守段达接到了鹰扬郎将侯莫陈巍的急报，大吃一惊，遂急召留守府官员连夜商量对策。
侯莫陈巍急报，巨马河南岸有数万叛军陈兵以待，而他手下只有一千余人，双方兵力悬殊太大，又有河道为阻，虽然做了一下渡河尝试，但根本过不去。经过多方打探，最终证实，这是叛军来自大河南部，以齐鲁诸贼为主，其贼帅便是恶名昭彰的白发贼。
另外斥候在易水河两岸也发现了大量叛军，上谷首府易城已被叛军包围，易水上游的五回城已经失陷，太行山要隘蒲阴陉口亦告失守，陉口以北的楼亭要隘也已沦陷。蒲阴陉是跨越太行山南北两麓的重要通道，这条通道的断绝意味着连接代、雁、冀、幽之间距离最短的一条大道“瘫痪”了，而在它北面的飞狐陉、灵丘道的安全也失去了保障，这必将对北疆镇戍的安全造成一定程度的影响。
叛军威胁到北疆镇戍的安全，与叛军祸乱河北，是截然不同的两回事。对中枢来说，叛军祸乱河北，属于内政，派军队围剿就可以了，但叛军祸乱北疆，必然影响到边陲镇戍，影响到南北关系，一旦处理不慎，北疆形势大乱，长城内的诸种部落乘机叛乱，塞外北虏则乘机南下寇边，内外夹击，长城防线就岌岌可危了，形势就严峻了。
对于侯莫陈巍的急报，段达深信不疑，留守府其他官员也是一样，原因很简单，这些讯息肯定来自范阳卢氏等豪门世家，凭侯莫陈巍一个小小的鹰扬郎将无论如何也打探不到这些消息，而卢氏等豪门之所以到此刻才放出消息，肯定与河北豪门有某种“默契”，以达到他们所需要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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