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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亥革命、二次革命不仅打击了山东开明士绅和进步知识分子中一些对资产阶级共和国抱有幻想的右倾分子，也让革命委员会借机清洗了一批地方顽固势力和封建式的大地主。
而几场战争也让买办商人和会道门组织大受打击，买办商人因为战争失去了不少生意，而会道门组织在顽固派士绅和开明士绅之间左右摇摆的姿态，让他们遭到了最大的打压。
顽固派士绅觉得这些会党正是开明士绅煽动暴动的底气，不剿灭了他们，这些人过个几天就又跑回来呼喊什么“革命”了。开明士绅则觉得这些会党一点都不可靠，许多人收了自己的钱却最终去投靠了北洋军和守旧派。因此双方一旦抓到对方阵营内的会党，一般都是问都不问就处置了。
因此当日军入侵山东时，革命委员会在山东正处于一个极为微妙的处境，不管是政治力量还是武装力量，革命委员会都处于最顶端，但是在思想上山东各界却并没有完全靠向共和党所主张的劳工阶层的统治。只是因为辛亥革命和二次革命的关系，山东的旧社会体系正处于一种不断瓦解的状态，但是新的社会体系却一时难以建立起来。
虽然革命委员会给了胶东半岛的农民不少好处，但是这些农民却并不敢接受这些好处，不少胆小的农民甚至把革命委员会给他们减去的地租和贷款利息，又悄悄的背到了地主家里，向这些地主表示自己是安分守己的老实人，绝不敢不交或少交地租和利息。
共和党对于这种现象自然是不满的，但是那些地主却振振有词的说道：“我又没有违背政府发布的命令，他们自己把粮食送来丢在我屋里，难道这也是我的错？”
邓振镛对于这种反常的现象到是一语点破：“说到底就是山东民众对于我们共和党没有信心，虽然我们现在控制了胶东半岛，但是在胶东之外却都是北洋和那些反动士绅控制的地盘。他们中许多人又没有去过关外，自然也不知道我们的力量有多大。
因此看起来我们的政策给了他们一些好处，但是他们更担心我们在山东待不久，到时候这些好处倒是成了反动派清算他们的罪证。要我说，当前的主要问题还是在于我们要先打赢北洋反动势力，要坚定民众对于我们的信心，让他们知道天是翻不过来的，他们自然也就敢拿我们给的好处了…”
不过随着日本军队在山东半岛的登陆，原本还在左右摇摆不定的山东民众，倒是在日军的刺刀逼迫下彻底觉悟了。地主老爷们肯定是保护不了他们了，甚至于某些以脑子灵活著称的乡绅还同日本人拉上了近乎，试图获得日本人的保护。当然敢这么干的，几乎家里都是有留学日本的学生。
这些反动劣绅的行动倒是帮了共和党一个大忙，山东革命委员会很快就把这些为日本人服务的地主打成了汉奸，并宣布剥夺他们一切财产和政治权力，并以此为由对胶东各县的地主乡绅进行了监控和调查，强制征收了他们手中的粮食。
随着日军在山东暴行事件的传出，革命委员会的宣传机器已经开始把土豪劣绅称之为中国人民最危险的敌人，是外国侵略者的天然带路者，汉奸这个词开始越来越招人痛恨。
在满清统治的200多年里，汉奸这个词的恶劣程度远远不及禽兽一词，毕竟满清就是靠着三顺王这样的汉奸打下的江山，出卖本民族获得荣华富贵，在儒家的体系里叫做良禽择木而栖。但是禽兽就不一样了，无君无父之人就是禽兽，所以自然应当被天下人唾弃。
而民国初建，民族主义思潮刚刚在中国兴起，汉奸和民族主义挂上钩之后，对于汉奸的痛恨自然就超过了对于禽兽的不屑。而汉奸地主两个词联系起来之后，此时还算是中性偏向良好的地主，立刻开始转向中性偏向恶劣的词语。
大多数人此时并不明白这意味着什么，就连共和党内的许多同志也是懵懵懂懂。不过随着这些宣传口号的流传开去，原本在地方上颇得到农民敬重的地主乡绅开始形象崩坏，慢慢在众人脑海中变成了压迫农民的丑恶形象。
从9月11日商议到9月13日，最终山东军事委员会的委员们决定，还是先出兵打掉张勋来袭的两路军队，然后再全力去对付日军和日英联合舰队。毕竟此时面对日军一方，革命军采取的还是防御姿态，一时之间用不上多少力量。
而张勋虽然带了4、50个营头，但部队缺乏重武器，且军纪败坏，一路上几乎是祸害着地方过来的。这使得原本对于革命委员会警惕万分的地方乡绅，也受不了张勋辫子军的荼毒，纷纷跑来青岛请求革命军出击了。军事委员会于是决定，抽调两个团出来，配合诸城守备团先击溃张勋的两路大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