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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奏疏上呈皇帝，还一把鼻涕一把泪地哭诉，说我今年都快七十了，有如此恩宠已是意外，也没啥别的追求，现在竟然被人诬陷，请陛下让我告老还乡。
朝廷一片混乱，太子也吓得不行，他刚消停两年，就出这么个事，闹不好又得下去，整日坐卧不安，担惊受怕。
要说还是万历同志久经风雨，虽然愤怒，倒不怎么慌，先找太子去聊天，说我知道这不关你的事，好好在家读书，别出门。
然后再发布谕令，安抚大臣，表示相信大家，不批准辞职，一个都别走。
稳定情绪后，就该破案了，像这种天字第一号政治案件，自然轮不上衙门捕快之类的角色，东厂锦衣卫倾巢而出，成立专案组，没日没夜地查，翻天覆地地查。
万历原本以为，来这么几手，就能控制局势，然而这场风暴，却似乎越来越猛烈。
首先是太子，这位兄弟原本胆小，这下更是不得了，窝在家里哪里都不去，唯恐出事。而郑贵妃那边也不好受，毕竟妖书针对的就是她，千夫所指，舆论压力太大，每日只能以泪洗面，不再出席任何公开活动。
内阁也不得消停。沈一贯和朱赓吓得不行，都不敢去上班，待在家里避风头，日常工作只有沈鲤干，经常累得半死。大臣们也怕，因为所有人都知道，平时争个官位，抢个待遇的没啥，这个热闹却凑不得。虽说皇帝大人发话，安抚大家不让辞职，可这没准儿是放长线钓大鱼，不准你走，到时候来个一锅端，那就麻烦大了。
总而言之，从上到下，一片人心惶惶。很多人都认定，在这件事情的背后，有很深的政治背景。
确实如此。
这是明代历史上一件著名的政治疑案，至今仍无答案，但从各种蛛丝马迹之中，真相却依稀可辨。
可以肯定的是，这件事情应该与郑贵妃无关，因为她虽然蠢，也想闹事，却没必要闹出这么大的动静，把自己挤到风口浪尖受罪。而太子也不会干这事，以他的性格，别人不来惹他就谢天谢地、求神拜佛了。
作案人既不是郑贵妃，也不是太子，但可以肯定的是，作案者，必定是受益者。
在当时的朝廷中，受益者不外乎两种，一种是精神受益者，大致包括看不惯郑贵妃欺压良民，路见不平也不吼，专门暗地下黑手的人，写篇东西骂骂出口气。
这类人比较多，范围很大，也没法子查。
第二种是现实受益者。就当时的朝局而言，嫌疑人很少——只有两个。
这两个人，一个是沈一贯，另一个是沈鲤。
这二位仁兄虽然是本家，但要说他们不共戴天，也不算夸张。
万历二十九年（1601），沈一贯刚刚当首辅的时候，觉得内阁人太少，决定挑两个跑腿的，一个是朱赓，另一个是沈鲤。
朱赓是个老实人，高高兴兴地上班了；沈鲤却不买账，推辞了很多次，就是不来，沈一贯以为他高风亮节，也就没提这事。
可两年之后，这位仁兄竟然又入阁了，沈一贯同志这才明白，沈鲤不是不想入阁，而是不买他的账，因为这位本家资历老，名望高，还给皇帝讲过课，关系很好，压根儿就看不起自己。
看不起自然就不合作，外加沈鲤也不是啥善人，两人在内阁里一向是势不两立。
而现在妖书案发，内阁三个人，偏偏就拉上了沈一贯和朱赓，毫无疑问，沈鲤是有嫌疑的。
这是我的看法，也是沈一贯的看法。
这位老油条在家待了好几天，稳定情绪之后，突然发现这是一个绝佳的机会。
他随即恢复工作，以内阁首辅的身份亲自指挥东厂锦衣卫搜捕，而且还一反往日装孙子的常态，明目张胆地对沈鲤的亲信、礼部侍郎郭正域下手，把郭侍郎的老乡、朋友、下属、仆人全都拉去审问。
在这个不寻常的行动背后，是一个不寻常的算盘：
如果事情是沈鲤干的，那么应该反击，这叫报复；如果事情不是沈鲤干的，那么也应该反击，这叫栽赃。
在这一光辉思想的指导下，斗争愈演愈烈，沈鲤的亲信被清算，他本人也未能幸免。锦衣卫派了几百人到他家，也不进去，也不闹事，就是不走，搞得沈鲤门都出不去，十分狼狈。
但沈鲤先生如果没两把刷子，是不敢跟首辅叫板的。先是朱常洛出来帮忙叫屈，又传话给东厂的领导，让他们不要乱来；后来连万历都来了，直接下令不得骚扰沈鲤。
沈一贯碰了钉子，才明白这个冤家后台很硬，死拼是不行的，他随即转换策略，命令锦衣卫限期破案——抓住作案人，不怕黑不了你。
可是破案谈何容易，妖书满街都是，传抄者无数，鬼才知道到底哪一张纸才是源头。十一月十日案发，查到二十日，依然毫无进展。
东厂太监陈矩、锦衣卫都督王之桢急得直跳脚，如果还不破案，这官就算当到头了。
二十一日，案件告破。
应该说，这起妖书案是相当的妖，案发莫名其妙不说，破案也破得莫名其妙。二十一日这天，先是锦衣卫衙门收到一份匿名检举信，后又有群众举报，锦衣卫出动，这才逮住了那个所谓的真凶：生光。
生光先生是什么人呢？
答案是——什么人都不是。
这位仁兄既不是沈鲤的人，也不是沈一贯的人，他甚至根本就不是官员，而只是一个顺天府的秀才。
真凶到案，却没有人心大快，恰恰相反，刚刚抓到他的时候，朝廷一片哗然，大家都说锦衣卫和东厂太黑，抓不到人了，弄这么个人来背黑锅。
这种猜测很有道理，因为那封妖书，不是一个秀才能写得出来的。
那年头，群众参政议政积极性不高，把肚子混饱就行，谁当太子鬼才关心，更何况沈一贯和朱赓的关系，以及万历迫不得已才同意立长子这些情况，地方官都未必知道，一个小秀才怎么可能清楚？
但细细一查，才发现这位仁兄倒还真有点儿来头。
原来生光先生除了是秀才外，还兼职干过诈骗，具体方法是欺负人家不识字，帮人写文章，里面总要带点儿忌讳，不是用皇帝的避讳字，就是加点儿政治谣言，等人家用了，再上门勒索，说你要不给钱，我就跑去报官云云。
后来由于事情干得多了，秀才也被革了，发配到大同当老百姓，最近才又潜回北京。
可即便如此，也没啥大不了，归根结底，他也就是个普通混混儿，之所以被确定为重点嫌疑人，是因为他曾经敲诈过一个叫郑国泰的人。
郑国泰，是郑贵妃的弟弟。
一个穷秀才，又怎么诈骗皇亲国戚呢？
按照锦衣卫的笔录，事情大致是这样的：有个人要去郑国泰家送礼，要找人写文章，偏偏这人不知底细，找到了生光。秀才自然不客气，发挥特长，文章里夹了很多私货。一来二去，东西送进去了。
一般说来，以郑国泰的背景，普通的流氓是不敢惹的，可生光不是普通的流氓，胆贼大，竟然找上了门，要郑大人给钱。至于此事的结局，说法就不同了，有的说郑国泰把生光打了一顿，赶出了门；也有的说郑国泰胆小，给钱私了。
但无论如何，秀才终究和此事搭上了边，有了这么个说法，事情就好办了。侦查工作随即开始，首先是搜查，家里翻个底朝天，虽说没找到妖书，但发现了一批文稿，据笔迹核对（司法学名：文检），与妖书的初期版本相似（注意，是相似）。
之后是走访当地群众，以秀才平日的言行，好话自然没有，加上这位兄弟又有前科，还进过号子，于是锦衣卫最后定案：有罪。
案子虽然定了，但事情还没了结，因为明朝的司法制度十分严格，处决人犯必须经过司法审讯，即便判了死罪，还得由皇帝亲自进行死刑复核，这才能把人拉出去咔嚓一刀。
所以万历下令，鉴于案情重大，将此案送交三法司会审。
之前提过，三法司，即是明朝的三大司法机关：大理寺、都察院、刑部，大致相当于今天的司法部、监察部、最高人民法院等若干部门。
三法司会审，是明代最高档次的审判，也是最为公平的审判，倒不是三法司这帮人有啥觉悟，只是因为参与部门多，把每个人都搞定，比较难而已。例如当年的严世蕃，人缘广，关系硬，都察院、大理寺都有人，偏偏刑部的几个领导是徐阶的人，最后还是没躲过去。
相比而言，像秀才这种要钱没钱、要权没权的人，死前能捞个三司会审，也就不错了，结案只是时间问题。
可是这起案件，远没有想象中那么简单。
一到三法司，秀才就不认账了。虽说之前他曾招供，说自己是仇恨郑国泰，故意写妖书报复，但那是在锦衣卫审讯时的口供，锦衣卫是没有善男信女的，也不搞什么批评教育、政策攻心，除了打就是打，口供是怎么来的，大家心里都有数。现在进了三法司，看见来了
文明人，不打了，自然就翻了案。
更麻烦的是，沈一贯和朱赓也不认。
这二位明显是被妖书案整惨了，心有不甘，想借机会给沈鲤点儿苦头吃，上疏皇帝，说证词空泛，不可轻信，看那意思，非要搞出个一二三才甘心。
所以在审讯前，他们找到了萧大亨，准备做手脚。
萧大亨，时任刑部尚书，是沈一贯的亲信，接到指令后心领神会，在审讯时故意诱供，让秀才说出幕后主使。
可是秀才还真够意思，问来问去就一句话：
“无人主使！”
萧大亨没办法，毕竟是三法司会审，搞得太明显也不好，就给具体负责审案的下属、刑部主事王述古写了张条子，还亲自塞进了他的袖口，字条大意是，把这件事情往郭正域、沈鲤身上推。
没想到王述古接到条子，看后却大声反问领导：
“案情不出自犯人口里，却要出自袖中吗？！”
萧大亨狼狈不堪，再也不敢掺和这事。
沈鲤这边也没闲着，他知道沈一贯要闹事，早有防备：你有刑部帮忙，我有都察院撑腰。一声令下，都察院的御史们随即开动，四下活动，灭火降温，准备冷处理此事。
其中一位御史实在过于激动，竟然在审案时，众目睽睽之下，对秀才大声疾呼：
“别牵连那么多人了，你就认了吧。”
审案审到这个份儿上，大家都是哭笑不得，要结案，结不了，不结案，又没个交代，皇帝、太子、贵妃、内阁，谁都不能得罪，万一哪天秀才吃错了药，再把审案的诸位领导扯进去，那真是哭都没眼泪。
三法司的人急得不行，可急也没用，于是有些不地道的人就开始拿案件开涮。
比如有位审案御史，有一天突然神秘地对同事说，他已经确定，此案一定是秀才干的。
大家十分兴奋，认定他有内部消息，纷纷追问他是怎么知道的。
御史答：
“昨天晚上我做梦，观音菩萨告诉我，这事就是他干的。”
当即笑倒一片。
没办法，就只能慢慢磨，开审休审，休审开审，周而复始，终于有一天，事情解决了。
生光也受不了了，天天审问，天天用刑，天天折腾，还不如死了好，所以他招供了：
“是我干的，你们拿我去结案吧。”
世界清净了。
万历三十二年（1604）四月，生光被押赴刑场，凌迟处死。
妖书案就此结束，虽说闹得天翻地覆，疑点重重，但有一点是肯定的，那就是：生光很冤枉。
因为别的且不谈，单说妖书上列出的那些官员，就秀才这点儿见识，别说认识，名字都记不全。找这么个人当替死鬼，手真狠，心真黑。
妖书何人所写，目的何在，没人知道，似乎也没人想知道。
因为有些时候，真相其实一点儿也不重要。
妖书案是结了，可轰轰烈烈的斗争又开始了。沈一贯被这案子整得半死不活，气得不行，铆足了劲儿要收拾沈鲤，挖坑、上告、弹劾轮番上阵。可沈鲤同志很是强悍，怎么搞都没倒。反倒是沈一贯，由于闹得太过，加上树大招风，竟然成为了言官们的新目标。骂他的人越来越多，后来竟然成了时尚（弹劾日众）。
沈一贯眼看形势不妙，只好回家躲起来，想要避避风头。没想到这风越刮越大，三年之间，弹劾他的奏疏堆起来足有一人高，于是他再也顶不住了。
万历三十四年（1606），沈一贯请求辞职，得到批准。
有意思的是，这位仁兄走之前，竟然还提了一个要求：我走，沈鲤也要走。
恨人恨到这个份儿上，也不容易。
而更有意思的是，万历竟然答应了。
这是一个不寻常的举动，因为沈鲤很有能力，又是他的亲信，而沈一贯虽说人滑了点儿，办事还算能干，平时朝廷的事全靠这两人办，万历竟然让他们全都走人，动机就一个字——烦。
自打登基以来，万历就没过几天清净日子，先被张居正压着，连大气都不敢出；等张居正一死，言官解放，吵架的来了，天天闹腾。到生了儿子，又开始争国本，堂堂皇帝，竟然被迫就范。
现在太子也立了，某些人还不休息，跟着搞什么妖书案，打算浑水摸鱼，手下这两人还借机斗来斗去，时不时还以辞职相威胁，太过可恶。
既然如此，你们就都滚吧，有多远滚多远，让老子清净点儿！
沈一贯和沈鲤走了，内阁只剩下了朱赓。
这一年，朱赓七十二岁。
朱赓很可怜，他不但年纪大，而且老实，老实到他上任三天，就有言官上疏骂他。首辅大人心态很好，统统不理。
可让他无法忍受的是，他不理大臣，皇帝也不理他。
内阁人少，一个七十多的老头儿起早贪黑熬夜，实在扛不住，所以朱赓多次上疏，希望再找几个人入阁。
可是前后写了十几份报告，全都石沉大海，到后来，朱大人忍不住了，可怜七十多岁的老大爷，亲自跑到文华门求见皇帝，等了半天，却还是吃了闭门羹。
换在以前，皇帝虽然不上朝，但大臣还是要见的，特别是内阁那几个人，这样才能控制朝局。比如嘉靖，几十年不上朝，但没事就找严嵩、徐阶聊天，后来索性做了邻居，住到了一起（西苑）。
但万历不同，他似乎是不想干了。在他看来，内阁一个人不要紧，没有人也不要紧，虽然朱首辅七十多了，也还活着嘛，能用就用，累死了再说，没事就别见了，也不急这几天，会有人的，会见面的，再等等吧。
就这样，朱老头一边等一边干，一个人苦苦支撑，足足等了一年，既没见到助手，也没见过皇帝。
这一年里，朱老头算被折腾惨了，上疏国政，皇帝不理，上疏辞职，皇帝也不理。到万历三十四年（1606），朱赓忍无可忍，上疏说自己有病，竟然就这么走了。
皇帝还是不理。
终于走光了。
内阁没人待，首辅没人干，经过万历的不懈努力，朝廷终于达到了传说中的最高境界——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
自明代开国以来，只有朱元璋在的时候，既无宰相，也无内阁，时隔多年，万历同志终于重现往日荣光。
而对于这一空前绝后的盛况，万历很是沉得住气，没人就没人，日子还不是照样过？
但很快，他就发现这日子没法过了。
因为内阁是联系大臣和皇帝的重要渠道，而且内阁有票拟权，所有的国家大事，都由其拟定处理意见，然后交由皇帝审阅批准。所以即使皇帝不干活，国家也过得去。
朱元璋不用宰相和内阁，原因在于他是劳模，什么都能干，而万历先生连文件都懒得看，你要他去干首辅的活，那就是白日做梦。
朝廷陷入了全面瘫痪，这么下去，眼看就要破产清盘，万历也急了，下令要大臣们推举内阁人选。
几番周折后，于慎行、叶向高、李廷机三人成功入阁，班子总算又搭起来了。
但这个内阁并没有首辅，因为万历特意空出了这个位置，准备留给一个熟人。
机密信件
这个人就是王锡爵，虽说已经告老还乡，但忆往昔，峥嵘岁月稠，之前共背黑锅的革命友谊，给万历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所以他派出专人，去请王锡爵重新出山，并同时请教他一个问题。
王锡爵不出山。
由于此前被人坑过一次，加上都七十四岁了，王锡爵拒绝了万历的下水邀请。但毕竟是多年战友，还教过人家，所以，他解答了万历的那个疑问。
万历的问题是，言官太过凶悍，应该如何应付。
王锡爵的回答是，他们的奏疏你压根儿别理（一概留中），就当是鸟叫（禽鸟之音）！
我觉得，这句话十分中肯。
此外，他还针对当时的朝廷，说了许多意见和看法，为万历提供了借鉴。
然后，他把这些内容写成了密疏，派人送给万历。
这是一封极为机密的信件，其内容如果被曝光，后果难以预料。
所以王锡爵很小心，不敢找邮局，派自己家人携带这封密信，并反复嘱托，让他务必亲手交到朝廷，绝不能流入任何人的手中，也算是吸取之前申时行密疏走光的经验。
但王锡爵做梦也没想到，这一次，他的下场会比申时行还惨。
话说回来，这位送信的同志还是很敬业的，拿到信后立即出发，日夜兼程赶路，一路平安，直到遇见了一个人。
当时他已经走到了淮安，准备停下来歇脚，却听说有个人也在这里，于是他便去拜访了此人。
这个人的名字，叫做李三才。
李三才，字道甫，陕西临潼人，时任都察院右佥都御史，凤阳巡抚。
这个名字，今天走到街上，问十个人估计十个都不知道，但在当年，却是天下皆知。
关于此人的来历，只讲一点就够了：
二十年后，魏忠贤上台时，编了一本《东林点将录》，把所有跟自己作对的人按照水浒一百单八将称号，以实力排序，而排在此书第一号的，就是托塔天王李三才。
总而言之，这是一个十分厉害的人物。
因为淮安正好归他管，这位送信人原本认识李三才，到了李大人的地头，就去找他叙旧。
两人久别重逢，聊着聊着，自然是要吃饭，吃着吃着，自然是要喝酒，喝着喝着，自然是要喝醉。
送信人心情很好，聊得开心，多喝了几杯，喝醉了。
李三才没有醉，事实上，他非常清醒，因为他一直盯着送信人随身携带的那口箱子。
在安置了送信人后，他打开了那个箱子，因为他知道，里面必定有封密信。
得知信中内容之后，李三才大吃一惊，但和之前那位泄露申时行密疏的罗大纮不同，他并不打算公开此信，因为他有更为复杂的政治动机。
手握着这封密信，李三才经过反复思考，终于决定：篡改此信件。
在他看来，篡改信件，更有利于达到自己的目的。
所谓篡改，其实就是重新写一封，再重新放进盒子里，让这人送过去，神不知鬼不觉。
可是再一细看，他就开始感叹：王锡爵真是个老狐狸。
古代没有加密电报，所以在传送机密信件时，往往信上设有暗号，两方约定，要么多写几个字，要么留下印记，以防被人调包。
李三才手中拿着的，就是一封绝对无法更改的信，倒不是其中有什么密码，而是他发现，此信的写作者，是王时敏。
王时敏，是王锡爵的孙子，李三才之所以认定此信系他所写，是因为这位王时敏还有一个身份——著名书法家。
这是真没法了，明天人家就走了，王时敏的书法天下皆知，就自己这笔字，学都没法学，短短一夜时间，又练不出来。
无奈之下，他只好退而求其次，抄录了信件全文，并把信件放了回去。
第二天，送信人走了，他还要急着把这封密信交给万历同志。
当万历收到此信时，绝不会想到，在他之前，已经有很多人知道了信件的内容，而其中之一，就是远在无锡的普通老百姓顾宪成。
这件事可谓疑团密布，大体说来，有几个疑点：
送信人明知身负重任，为什么还敢主动去拜会李三才，而李三才又为何知道他随身带有密信，之后又要篡改密信呢？
这些问题，我可以回答。
送信人去找李三才，是因为李大人当年的老师，就是王锡爵。
非但如此，王锡爵还曾对人说，他最喜欢的学生，就是李三才。两人关系非常的好，所以这位送信人到了淮安，才会去找李大人吃饭。
作为凤阳巡抚，李三才算是封疆大吏，而且他本身就是都察院的高级官员，对朝廷的政治动向十分关心，皇帝为什么找王锡爵，找王锡爵干什么，他都一清二楚，唯一不清楚的，就是王锡爵的答复。
最关键的问题来了，既然是王锡爵的学生，还算他的亲信，李三才同志为什么要背后一刀，痛下杀手呢？
因为在李三才的心中，有一个人，比王锡爵更加重要，为了这个人，他可以出卖自己的老师。
万历二年（1574），李三才考中了进士，经过初期培训，他分到户部，当上了主事。几年之后，另一个人考中进士，也来到了户部当主事，这个人叫顾宪成。
这之后他们之间发生了什么事情，史书上没有写，我也不知道。但是我惊奇地发现，顾宪成和李三才在户部做主事的时候，他们的上司竟然叫赵南星。
联想到这几位后来在朝廷里呼风唤雨的情景，我们有理由相信，在那些日子里，他们谈论的应该不仅仅是仁义道德、君子之交，暗室密谋之类的把戏也没少玩。
李三才虽然是东林党，但道德水平明显一般，他出卖王老师，只是因为一个目的——利益。
而只要分析一下，就能发现李三才涂改信件的真正动机。
当时的政治形势看似明朗，实则复杂，新成立的这个三人内阁，可谓凶险重重，杀机无限。
李廷机倒还好说，这个人性格软弱，属于和平派，谁也不得罪，谁也不答理，基本可以忽略。
于慎行就不同了，这人是朱赓推荐的，算是朱赓的人，而朱赓是沈一贯的人，沈一贯和王锡爵又是一路人，所以在东林党的眼里，朱赓不是自己人。
剩下的叶向高，则是一个非同小可的人，此后一系列重大事件中，他起到了极为关键的作用。此人虽不是东林党，却与其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是个合格的地下党。
这么一摆，你就明白了，内阁三个人，一个好欺负，两个搞对立，遇到事情，必定会僵持不下。
僵持还算凑合，可要是王锡爵来了，和于慎行团结作战，东林党就没戏了。
虽然王锡爵的层次很高，公开表明自己不愿去，但东林党的同志明显不太相信，所以最好的办法，就是打开那封信，看个究竟。
在那封信中，李三才虽然没有看到重新出山的许诺，却看到了毫无保留的支持，为免除后患，他决定篡改。
然而由于写字太差，没法改，但也不能就此拉倒。为了彻底消除王锡爵的威胁，他抄录并泄露了这封密信，而且特意泄露给言官。
因为在信中，王锡爵说言官发言是鸟叫，那么言官就是鸟人了。鸟人折腾事，是从来不遗余力的。
接下来的事情可谓顺理成章，舆论大哗，言官们奋笔疾书，把吃奶的力气拿出来痛骂王锡爵，言辞极其愤怒。怎么个愤怒法，举个例子你就知道了。
我曾翻阅过一位言官的奏疏，内容就不说了，单看名字，就很能提神醒脑——《巨奸涂面丧心比私害国疏》。
在如此重压之下，王锡爵没有办法，只好在家静养，从此不问朝政。后来万历几次派人找他复出，他见都不见，连回信都不写，估计是真的怕了。
事情的发展，就此进入了顾宪成的轨道。
王锡爵走了，朝廷再也没有能担当首辅的人选，于是李廷机当上了首辅。这位兄弟不负众望，上任后不久就没顶住骂，回家休养，谁叫也没用，基本算是罢工了。
而异类于慎行也不争气，刚上任一年就死了。就这样，叶向高成为了内阁的首辅，也是唯一的内阁大臣。
对手被铲除了，这是最好的结局。
必须说明的是，所谓李三才和顾宪成的勾结，并不是猜测，因为在史料翻阅中，我找到了顾宪成的一篇文章。
在文章中，有这样几句话：
“木偶兰溪、四明，婴儿山阴、新建而已，乃在遏娄江之出耳。”
“人亦知福清之得以晏然安于其位者，全赖娄江之不果出……密揭传自漕抚也，岂非社稷第一功哉？”
我看过之后，顿感毛骨悚然。
这是两句惊天动地的话，却不太容易看懂，要看懂这句话，必须解开几个密码。
第一句话中，木偶和婴儿不用翻译，关键在于新建、兰溪、四明、山阴以及娄江五个词语。
这五个词，是五个地名，而在这里，则是暗指五个人。
新建，是指张位（新建人）；兰溪，是指赵志皋（兰溪人）；四明，是指沈一贯（四明人）；山阴，是指朱赓（山阴人）。
所以前半句的意思是，赵志皋和沈一贯不过是木偶，张位和朱赓不过是婴儿！而后半句中的娄江，是指王锡爵（娄江人）。
连接起来，我们就得到了这句话的真实含义：
赵志皋、沈一贯、张位、朱赓都不要紧，最为紧要的，是阻止王锡爵东山再起！顾宪成，时任南直隶无锡县普通平民，而赵、张、沈、朱四人中，除张位外，其余三人都当过首辅，首辅者，宰相也，一人之下，万人之上！
然而这个无锡的平民，却在自己的文章中，把这些不可一世的人物，称为木偶、婴儿。
而从文字语气中可以看出，他绝非单纯发泄，而是确有把握，似乎在他看来，除了王锡爵外，此类大人物都不值一提。
一个普通老百姓能牛到这个份儿上，真可谓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第二句话的玄机在于两个关键词语：福清和漕抚。
福清所指的，就是叶向高，而漕抚，则是李三才。
叶向高是福建福清人，李三才曾任漕运总督。把这两个词弄清楚后，我们就明白了这句话的意思：
“大家都知道叶向高能安心当首辅，是因为王锡爵不出山……密揭这事是李三才捅出来的，可谓是为社稷立下第一功！”
没有王法了。
一个平民，没有任何职务，远离京城上千里，但他说，内阁大臣都是木偶、婴儿。而现在的朝廷第一号人物能够坐稳位置，全都靠他的死党出力。
纵观二十四史，这种事情我没有听过，也没有看过。
但现在我知道了，在看似杂乱无章的万历年间，在无休止的争斗和吵闹里，一股暗流正在涌动、在沉默中集结，慢慢地伸出手，操纵所有的一切。